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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問酒家何處有”的自然經濟年代，“問路”與“指路”是屬于傳統道德構架范疇，但是，在長度用納米、速度用光年計算的時代，把“問路”與“指路”關系仍歸置在道德自覺和公民義務的范疇，只怕終是海市蜃樓。“問路收費”有什么不可以？
首先得說說公共資訊，有人動輒用這個大帽子來責罰政府，的確，一個“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有義務為市民提供及時全面的衣食住行的參考，但是解決公共資訊的矛盾
并不是政府的“專利”，公共資訊服務畢竟不可能覆蓋每一個時間節點或者每一個角落。何況，城市信息和問路是兩個概念，一般在車站問詢的旅客不僅是問路，還經常問一些關于城市的具體問題，無論是城市信息采集、還是打印的問訊清單，都是需要成本的。
最后還有“面子觀”和“效率觀”的有趣博弈。一提到問路收費，就有人洪水猛獸視之，說是大掉北京形象的事情、是“細節決定品位”的悲劇，可是，我們思考過沒有：現代的都市路網復雜，單位林立，隨口回答的內容有時候會耽誤問路人的行程，這種無成本下的低效率相比低收費下的準確信息帶來的高效率——若是當事人，您會選擇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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