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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虹／文
備受關注的“進津費”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該案的原告是法學博士李剛，這是研究了三年公益訴訟的李剛提起的首起公益訴訟。在一些關于“進津費”訴訟的報道，李剛要求媒體對自己的描述很簡單：“公民”。
———新京報
李剛不愧是一個法學博士，他對自己“公民”身份的定位十分恰當。因為在國外，公益訴訟就被稱為“公民訴訟”。更有意義的是，簡單的“公民”二字，反映了一個法律人的可貴的“公民意識”。
近年來，由公民個人提起的各種訴訟越來越多，尤其是公民提起的對政府機關的訴訟更引人注目。如北京政法大學碩士郝勁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一口氣與北京鐵路分局和北京地鐵公司等單位打了六場官司，“告狀”的理由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前不久因為被罰款10000多元的杜寶良，一怒而將北京交管局告上法庭；因為三輪車被沒收，以蹬三輪車為生的呂福山將西安交警告上法庭，一審再審經(jīng)過5年，呂福山終于勝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相關的報道和評論中，我們經(jīng)常看到這些公民被冠以“刁民”的頭銜。
“刁民”被加上了引號，表明媒體使用“刁民”并無貶意。但我總覺得使用“刁民”來形容依法積極維權的人，很不妥當。
“刁民”是一個散發(fā)著濃厚封建氣息的名詞，為民做主的封建皇帝一紙文告，號令天下，順則良民，不順則刁民。只要臣民社會沒
有改變，老百姓除了做順民就是做刁民。而今天我們正在建設法治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法治社會就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在“公共領域”中，公民可以透過對話方式參與復雜的政治（或公共）活動，且在政府治理過程中積極地扮演參與者和監(jiān)督者而非抱怨者或受害者的角色。沒有公民意識的覺醒，沒有覺醒了的公民，就不可能建設真正的法治國家。
不管是李剛、郝勁松，還是杜寶良、呂福山，作為共和國的公民，他們不懼怕權貴，不“懼怕”政府，從容不迫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勇于通過訴訟捍衛(wèi)自己的權利，體現(xiàn)了法治社會應有的公民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因為社會的進步靠的是公民意識、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有意無意地用“刁民”為他們命名，就容易誤導人們。實際上，當有些部門稱他們?yōu)椤暗竺瘛睍r，就懷有一種厭惡心態(tài)，這顯然是封建意識在作怪，與現(xiàn)代國家觀念格格不入。
“刁民”、“順民”時代，已經(jīng)過去。現(xiàn)在是公民時代，人有貧富差別，卻沒有貴賤之分，有守法違法區(qū)別，卻沒有刁順之分。媒體在啟蒙公民意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它們在使用“刁民”的說法時，可能是為了便于他人理解，并無他意，但“公民”不是同樣簡單明了嗎？在我們這樣一個封建殘余濃厚的國家，警惕諸如“刁民”之類不恰當?shù)拿~，應該并不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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