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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要不要市場化的討論，把這個牽系最大多數人利益的話題重又推向公眾的視線中心。當我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因為看不起病而痛苦時，都會讓我們生出對醫改的強烈質疑：為什么一項從2000年就已明確方向的改革，到現在也不能切實地為我們帶來保障？
也正因為如此，全民醫保的呼聲很容易得到國民的認同，而政府衛生部門的官員隨后
站出來的解釋，又很容易被不同群體從各自的角度做片面的解說。對于當下的醫療體制改革，有些人覺得改革在“市場化”的路上走的太遠了，以至于醫療的公益性已經喪失殆盡；有些人看到根子并不在市場化，而是資源壟斷、部門利益，于是辯駁說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還沒有落到實處。
關于醫療體制改革的爭議，把各個不同的利益群體的訴求都呈現了出來。而各方所持的立場，都不乏合理之處。一方面，從醫改所涉及的人群來說，莫不希望醫療體系改革能夠全面覆蓋，而且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從而自己也成為改革受惠者。另一方面，改革設計和決策部門慎而又慎，甚至對確定的改革思路，不經局部的檢驗，也絕不全線推開。
在中國目前面對的諸多改革事項面前，類似的情況并不鮮見。在面對一項改革的時候，各種利益牽系廣泛，千絲萬縷。不同的人群，有的堅決反對對現狀以絲毫的變革，有的則要求決策部門在推進改革方面更堅決果斷，甚至畢其功于一役。而決策部門對每一項改革都抱審慎態度，即使明確表態必改，于改革進程，也不愿冒風險，而這也往往被指認為錯失良機。
在現實生活中，這些訴求都化作了種種輿論。呼吁畢改革于一役的激進聲音總是更容易贏得掌聲，但對這些聲音的認同常常基于情感的宣泄，而非理性的分析和判斷。歷史的經驗表明，激進，特別是僅僅從良好愿望出發，不切實際的改革，往往很難成功。而那些主張改革仍需在試錯中前行的人，則往往被指為保守，或被視為官方的傳聲筒。
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關注的傾向。客觀而論，在經歷了20多年的漸進式改革之后，改革方向和路徑已越來越清晰，而且我們也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教訓，因而，在有些領域步子邁得更大一些，確實已有一定把握。但是，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改革，無論是金融財稅領域，或者是政府體制層面，都被學者們看作是“改革的深水區”，甚至是前所未見，從未嘗試的。面對這樣的局面，堅持漸進式的改革路徑，改革的步子也未必就會慢。
因而，我們認為，改革的推進仍然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事分輕重緩急，決策則要果敢與慎重并舉。對于那些條件已經成熟的改革事項，該出臺的要抓住時機，果斷出臺，這正如7月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對于那些對今后的經濟生活有廣泛影響的改革事項，更當積極創造條件，努力推進。比如稅制改革和財政體制的進一步改革。
雖然今天所面對的任何一項改革，我們都可以列舉出其現實性和緊迫性。我們仍然不贊成那種期望一夜之間建成羅馬的浪漫想法。從中國過去20多年的改革經驗來看，漸進式改革雖然常常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但權衡利弊，恐怕還是一種次優的選擇。
這時候，改革需要一個更加理性和寬松的輿論環境。我們歡迎更公開的對于改革的討論，但我們愿意這種討論建立在更加冷靜和理性的基礎上。當然，我們也需要更加暢通的渠道，表達公眾的意見。
我們注意到，在近幾年中，無論是關于醫療體制改革還是稅制改革的相關討論，決策部門的聲音并不多。甚至面對一些改革事項出臺一浪高過一浪的呼聲，決策部門也甚少回應。在一項改革政策出臺之前，我們更少有看到完整的文本。因而，一些時候，決策部門的沉默反而放大了那些非理性的、臆測甚至謠傳的信息，在這些信息之上的討論，有時候只是使得改革的輿論環境更加混亂。
實際上，決策部門的主觀意愿是考慮到話題敏感，回避在事前與公眾做充分的溝通，更愿意在事后做詳細的解釋和宣講。但是一項改革要獲得認可和支持，就必須經過更加廣泛而公開的決策之前的社會討論。尤其是改革進行到今天，利益群體日漸多元化，重視與公眾的溝通，本身就是在為改革的推進培植適宜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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