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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日表示，一些國家或地區在與我國的貿易中，仍習慣采用美元結算，但選用本幣結算的漸漸多起來，“我國也要適應和鼓勵這一趨勢”。在雙邊貿易中使用人民幣，并進而帶動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流通，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步驟。因此，周行長的這番講話，可以被解讀為央行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一次積極但謹慎的表態。
人民幣國際化，即人民幣在境外成為價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儲備貨幣，
可以減少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并降低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最大的收益是鑄幣稅，中國以印制人民幣的成本，就能交換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和服務——這正是美國目前所享受的權益。
顯然，這么大的收益不是輕易就能得到，中國必須為人民幣國際化面對一些挑戰，比如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維持較高而且穩定的幣值、長期面對貿易項或資本項赤字。更為關鍵的是，貨幣國際化必須具備一些條件，基本的條件是強大的國民經濟、發達的境內外金融市場、資本項目可兌換，并在與其他幣種的競爭中取得優勢，這就要求國內金融體系和管理機制的完善。
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成本以及內外部條件等問題，近年來已被廣泛討論。多數討論其實都有一個隱含的結論：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主動選擇的過程，如果中國保持經濟持續、穩定、較快地發展，完成國內銀行業的改革，放開資本項，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積極促成各項條件的成熟，那我們就能享受到人民幣國際化的權益。
但他們其實忽略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不能促成這些條件的成熟，那又將怎樣？只是不享受人民幣國際化的權益嗎？問題沒有那么簡單。這次匯率制度調整告訴我們，匯率制度的變動，不只是我們的主動選擇，形勢一旦變化，我們則應做出相應的適時的改變。改變有時是我們可以選擇的權益，但在某些形勢下，改變則變成一種需要承擔的責任。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如此，它會變成中國的一種責任，因為中國在國際貿易格局的地位正變得日益重要。
國際貨幣制度安排能夠影響國際貿易，但在根本的意義上，前者要以后者作為基礎。以美國為例，美國市場規模巨大，需求旺盛，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這是各國持有大量美元和美元國際化的基礎，并導致美國巨額貿易赤字。改變這種狀況的關鍵在于，美國國內需求減少或其他國家需求增加，而不是美元貶值或其他幣種升值。
事實上，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地位在不斷上升，相應也就需要承擔更多責任，這不僅是其他國家的要求，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中國依靠“加工制造基地”的地位獲得了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下一輪經濟快速增長需要新的增長題材。實際上，外貿結構已經在發生變化，2005年1-4月的出口貿易中，一般貿易增長的速度為39.6%，大大高于加工貿易的29.7%。
中國將不再只是承擔“加工制造”的功能，還要擔負產業鏈更多的環節，并且成為重要的市場。這就意味著，對美國和對歐盟出口占到出口貿易總額將近一半、對日本進口占到進口貿易總額將近20%的局面將發生改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往來將大大增加，并且起到主導作用。
到那時，人民幣將責無旁貸地在國際貿易中履行交易媒介、支付手段的職能，并進而成為儲備貨幣，國際化是人民幣需要完成的責任，否則將妨礙我們對外貿易和經濟總量的增長。當然，這一過程不會很快到來，但我們有必要提前做好應對的準備，這次匯率機制的調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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