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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賓
揚子晚報報道：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近日表示，目前，全國各級政府統計內的預算外收費高達5000億元，統計外的預算外收入至少3000億元，兩項相加即超過8000億元，而這些絕大部分來源于政府亂收費和亂罰款。
怎樣看待這8000億？表面看是一個數字概念，于是很容易當成是一個經濟問題，進行判斷時則主要從經濟的角度，例如是收得太多了、還不夠多等等。筆者以為，對這8000億首先應進行的并不是經濟判斷而是道德判斷，理由是：亂收費、亂罰款的要害是一個“亂”字。所謂“亂”，要么是沒規矩地亂來，要么雖有規矩卻明知故犯，其實質是行政權力的濫用，甚至是以權力為依托的變相搶劫或敲詐。也就是說，因為有關部門手里有權，錢不夠花了或想多發點獎金了，便可以亂收費、亂罰款。偷盜、搶劫者，大凡也是因為需要錢，雖然贓款贓物數額大小是量刑的重要依據，但人們對其首先進行的是一種道德判斷。假如對8000億首先進行道德判斷，便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數字之大小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亂”的道德實質。即使把8000億的數字減小到4000億、2000億甚至更小，所表達的還是同樣的社會現狀，“亂”的實質不會產生任何變化。
國民經濟綜合稅費負擔過高、企業和老百姓負擔沉重等等，雖然可作為遏制亂收費、亂罰款的充分理由，但所進行的仍然是“經濟判斷”，算的還是經濟賬。至于“吃皇糧”人員快速膨脹、地方財政困難等等，毫無疑問更是經濟賬。用“經濟賬眼光”看待8000億，難免陷入誤區。如果能對國民經濟綜合稅費負擔、企業和百姓負擔也建立起一種道德判斷思維，便可得出以下看法：假如經過民意測驗、科學論證后認為，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國民經濟綜合稅費是應該高一些，企業和老百姓負擔是應該重一些，且通過法律途徑予以確認和執行，那么，即使再高一點兒，企業和百姓也無話可說，甚至出于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主動承載更多的負擔；假如并無上述客觀理由依據、并無必要的法律程序，即使國民經濟綜合稅費不高、企業和百姓負擔不重，一絲一毫的亂收費、亂罰款同樣也不能容忍。
減少財政供養人口、建設廉價高效政府的目標之所以一種未能奏效甚至在某些地方適得其反，其癥結大抵也在于一種長期的經濟賬思維，例如近些年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是通過財政經費的制約而迫使基層政府機關緊縮編制、減少人員。事實證明，只要政府有關部門手里仍然握有收費、罰款的權力，只要某些人仍然享有亂收費、亂罰款的行為空間，“吃皇糧”的人數就永遠難以減下來。
在過去的許多年里，一個重要的、流行的理念是“算政治賬”，于是導致了很多違反基本經濟規律的荒唐和嚴重的浪費。如今是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算賬的方法似乎完全被顛倒了過來，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極端，例如用經濟賬掩蓋道德賬、政治賬。看來，算政治賬完全可以適當地“舊為新用”，或把它與算道德賬一并納入人們的基本思維，形成一種更加客觀、全面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判斷標準體系。例如，算算亂收費、亂罰款給黨和政府形象造成的巨大損失，給整個社會道德環境造成污染的損失，算算若干年來因亂收費、亂罰款而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所支付的高昂的社會成本。甚至還要算這樣一筆賬：雖然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亂收費、亂罰款，雖然企業、百姓對此早已深惡痛絕，但政府有關部門憑什么就那么心安理得乃至變本加厲，他們所付出得道德成本、政治成本與經濟收益之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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