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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石川) 格林柯爾董事局主席顧雛軍被拘，無聲地為曾沸沸揚揚的“倒顧”與“挺顧”之爭下了一個階段性結論。據《證券時報》報道，日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回應了記者就此事的采訪，打破了當初力挺格林柯爾的經濟學家們的集體緘默。在接受記者“對顧雛軍先生被拘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的采訪時，張維迎答道：“我和他不熟，企業我也不太熟。”
去年“郎顧之爭”鼎沸之際，在“2004年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張維迎力挺顧雛軍，坦承他20年來一直為企業家說話，并說出“最高能力的人從事企業”的諛辭，而當時顧雛軍正在會場。但是，現如今，張維迎為何說與顧雛軍不熟了呢？
記得當年胡適譽滿天下，時人紛紛以“我的朋友胡適之”自許，而胡適在宦海沉落時，也有人避之惟恐不及；巨蠹胡長清在任時，前去找他索字的人絡繹不絕，一時南昌街頭到處都是“胡氏書法”，一旦他東窗事發，南昌街頭則刮起“鏟字風”。眼下的顧雛軍已是失勢的顧雛軍，有些人前倨后恭，也不外時勢使然。
當然，張維迎與顧雛軍熟悉與否，無須深究。問題在于，作為名頭頗響的經濟學家，不能動輒選擇性失憶，而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在“郎顧之爭”風生水起時，張維迎屢屢發出毒誓：“學者要有公信力，我不與無恥的人論戰！”并煞費苦心地給學者重新定義：“一個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對學術是不會嚴肅對待的，他實際上是在戲弄別人。一個學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個人品德，其次要有嚴謹的學術態度。”誠然，學者要有公信力，但擁有公信力的前提應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起碼要做到為自己的言行負責，而不能首鼠兩端，尤其不能嫻熟于玩變臉。
如今一些經濟學家的口碑備受質疑，于是有人撰文說，批評經濟學家時應“對邏輯質疑，而不是對論者道德質疑”。此言不虛。關鍵是，被批評的經濟學家已經揚言論敵是“無恥的人”，并且斷然否認與企業家有關系———“我和他不熟”了。這種態勢顯然已經關乎道德。大談闊談“無恥”，出爾反爾“不熟”，這種秉性難道不關乎道德嗎？
其實，經濟學家為某個利益集團代言并無不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馬克維茨，就曾擔任日本某投資公司副總裁，美林和摩根等大公司也掌控著一些經濟學家。關鍵是這些經濟學家對此并不諱言，不會冠冕堂皇地空談“學者的獨立性”，更不會以公眾代言人之名誤導公眾，當然也不會煞有介事地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揮舞道德的大棒傷人。
反觀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其作為則著實讓人不能恭維。
經濟學家、尤其是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不能不敬畏良心道德標準。他可以不為公眾代言，也可以不為弱勢群體說話，但他不能視公眾為群愚。薩特說：“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不是知識分子，但是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時就是知識分子。”反套這句話就是，一名經濟學家在書齋做學問時不是知識分子，當他在公眾場合發言時便有可能是知識分子。因此經濟學家要有身份意識，要敬畏良心道德標準，其底線就是要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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