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杉：經濟學家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劉杉

　　顧雛軍的出事讓人們翻起了“主流經濟學家去年的老賬，而吳敬璉關于股改的言論也被輿論搞得沸沸揚揚。

　　那么經濟學家究竟代表誰的利益？經濟學家是否該有道德底線？這些看似道德評判

的問題其實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經濟學在中國成為顯學，在社會科學領域更是占有“帝國主義�沟牡匚唬�不過對于經濟學家的社會定位問題，似乎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都是圍繞經濟做文章，因而，專攻經濟學科的學者們自然在社會生活中占有更多的發言權。由此以往，經濟學家們慢慢成為公眾人物，也成為特定時期“知識精英�沟幕�身。

　　那么一個問題就是，經濟學家究竟是一種職業，還是一個道德群體。我在這里所說的道德群體是指所謂的窄義的知識分子群體，即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較高的專業造詣，同時具有獨立思想和人格的知識精英群體。

　　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里，知識分子往往是社會公眾利益的代言人，其常常被看作是社會良心的標志。但知識分子也有職業，他可能是物理學家，也可能是社會學者；他可能是新聞記者，也可能是自由撰稿人。他們在以所從事的職業養家糊口的同時，也以為公眾利益說話為己任。

　　如果說知識分子是一個由從事各種職業的知識精英組成的道德群體的話，那么其并不意味著干某種職業的人肯定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人，肯定具有同樣的道德水準。

　　以此為定義，經濟學家并不都是知識分子。

　　經濟學家其實就是一種職業，一個把自私自利的人的行為作為研究對象的職業。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人都是經濟人，即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那么以這種假設來研究經濟學家的定位，我們就可以把經濟學家看作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

　　經濟學家也是人，也都是自私自利的人。

　　從這個意義講，經濟學家首先代表自己的利益。

　　但在經濟學家的效用函數里，他們每個人會設定不同的變量。職業是影響經濟學家效用的一個主要因素，道德和社會良知是另一個重要變量。同樣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每個人給職業變量和道德變量設定的系數不同，有人強調道德，有人強調職業，但不論何人，在經濟學家的效用函數里必然包括職業和道德兩個變量。

　　經濟學家首先要有職業，因為他要吃飯，他要活下去。同時經濟學家還要尊重自己的職業道德，而職業道德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為老板負責，誰付了你薪金，你就得為自己服務的機構利益負責。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這類人。但這類經濟學家同樣還得尊重一個社會標準，即你在為你的機構服務的同時，不能違法，不

　　能損壞他人的利益。不過，這時社會不能以知識分子的標準來要求這類經濟學家一定要代表社會大眾的利益，一定要為大眾說話。

　　如果經濟學家強調自己的社會道德意識，要求自己成為一個知識分子，那么一些經濟學家就會在政府進行公共決策過程中，為大多數人說話。但他能夠為大眾利益表達意見的前提是，他不應觸犯其老板的利益。否則，他就應該辭職，他應該遵守自己的職業道德。應該說的是，在一些公共機構里做學術研究工作的經濟學家，他們首先應該應該為公眾說話，這是他們的職業道德。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受雇于不同機構的經濟學家卻經常被誤解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同時也有一些代表少數人利益的經濟學家打著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旗號在為私利發言。這是社會轉型期特有的現象，也是公眾和媒體“經濟學家崇拜癥”的必然結果。

　　重新給經濟學家定位，是媒體應負的責任。

　　而經濟學家也應該學會進行理性選擇。經濟學家的最優選擇就是，不要對你不熟悉的領域隨便發言，不要在與你服務的機構發生利益沖突的領域以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發言。

　　做好了，名利雙收。做不好，身敗名裂。

　　經濟學家是理性人，經濟學家應該是理性人。(9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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