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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賄黑名單：失靈的‘緊箍咒’”、“缺乏法律依據，深圳零售業黑名單夭折”、“信用體系黑名單獨木難支”———這是8月5日《中國青年報》一組報道的標題。僅從這些標題就大致可以看出，本為防止欺詐而設的各類“黑名單”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遭遇窘境。
事實也確實如此。報道中揭示，由于當前沒有很好的發布類似信息的渠道，法律界限也比較模糊，致使“黑名單”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浙江海寧一家因行賄行為正在被公示的建
筑企業，按規定不得參與招標，但它卻用隱瞞的手法依然在某大型市政工程招標時中標，被查實后也未被立即取消資格。深圳零售行業為了自律，曾考慮試行不良行為記錄備案制度，卻由于缺乏法律支持沒能操作起來。
當前，我國不少地方的市場環境還并不盡如人意，制假販劣、問題產品時有發生，欺詐行為、霸王條款多發……在這種狀況下，“黑名單”也不失為凈化市場環境的一種好選擇。因為在資訊發達的時代，“黑名單”往往是一種具有殺傷力和威懾力的懲罰方式———在社會形象方面，如果上了“黑名單”被曝光，無異于被釘上了“恥辱柱”；就市場經營而言，上了“黑名單”的理應會處處受制，市場活動的機會和空間大為減縮，甚至被淘汰出局。但是為何這劑“猛藥”會有如此遭遇呢？
“黑名單”失靈，折射出當前法律和道德的雙重乏力。首先，由于瀆職、地方保護或腐敗等原因，產生法治失靈的情況，使一些非法獲利行為不能及時受到法律懲處。如此局面，勢必造成類似的行為越來越多。其次是道德的虛弱乏力。在市場經濟制度所賴以存在的信用體系制度和價值觀沒有成熟前，許多企業沒有了“信仰”，作為人們行為最重要參照物的道德已經被一些事情嚴重敗壞，假證件、假政績、假慈善、假選舉、假球黑哨等可資佐證。
法律和道德的乏力，使欺騙行為經常能得到非常現實的益處。因而，這些現象造成一些人的生活準則被扭曲。相對于“黑名單”的失靈，人們對于欺詐行為、對于“黑名單上的人”經常會產生麻木的感覺、失去了批判的激情或許更值得引起注意。(郭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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