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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振鋒
2005年7月2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說，“現在的醫療衛生改革走入困局，根源在于它的基本方向有問題，不能走市場化的道路”。原新聞很長，但葛延風的觀點很干練：從1994年開始的11年醫改失敗了！
醫改敗得怎樣了？幾組數據可見一斑。2004年12月2日，衛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顯示，我國醫療服務費用增速已超過人均收入的增長，醫藥衛生開銷成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費，最重要的是，將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醫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本該住院卻因貧困而不能住院的也達近三成(29.6%)；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紹光指出，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對191個會員國的衛生系統績效評估中，在衛生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數第四位；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2004年底曾提到，中國農村有一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
我們一邊肯定政府承認某項改革失敗的勇氣與坦誠，一邊也不能不進行更深層次的追問：為什么說醫改失敗了？失敗在哪里？失敗的原因何在？失敗之后應當如何？從政府的坦誠來看，政府是希望聽到民間聲音，切實解決問題的。而如果要切實解決問題，就必須允許社會性的大討論，弄清問題，對癥下藥。
十一年來，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變革的基本走向的確是商業化、市場化。政府甩了包袱，醫院成了企業，患者成了消費者，而且是充當冤大頭的消費者。本來，真正的市場化也未必一定會導致醫改失敗，市場的理論基礎在于經濟上的自由放任與政府責任上的“小政府”理念。這個理論基礎也并無太大問題，但問題就在于我們病急亂投醫，生搬硬套地引進西方所謂的經濟發展經驗與理念，卻孤立、狹隘、武斷地加以理解、解釋。在講求小政府大社會的同時，忘記了去問一問：這個理論過時不過時？即使不過時，那它對我們適合不適合？更重要的是去問一問，醫院是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企業，醫療市場能否完全是一個逐臭之地？
沒有人能夠否認改革給我國帶來的輝煌與騰飛，改革使中國人富起來，使中國真正步入大國行列�？上У氖�，改革在帶來巨大好處的同時也帶來了某些人對改革的迷信，這種迷信實質上是一種非改革，而其內容卻是改革神話與市場神話。忽視了改革的操作性、實踐性與技術性，從而使“要改革”的意見性宣泄掩蓋了“如何改”的務實性操作，最終使得本應審慎的改革成為一種莽撞的試錯。
改革是對涉及老百姓事項的改革，改革一是為了增進公共利益或者改善公共服務，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同時也是對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因此改革必然需要作為改革后果承擔者的老百姓的參與。但事實上卻往往難以做到，實踐中往往作為改革結果承擔者的群眾卻是被忽視的沉默者，他們只有消極地等待著改革所帶給他們的命運改變。改革實質上成了某些手中掌握資源能夠分配社會資源之人，在紙面上對一些條條框框(規則與制度)的涂涂寫寫。我們不懷疑改革者的善意與辛勤，也不懷疑規則與制度實際所發生的變化，但不要忘了，改革制度只是一種手段與橋梁，通過改革制度來約束一部分人，從而促進公共利益并使得改革的利益能夠最為公平地由改革后果的承擔者來分享。
還有一個事實是，醫改是全國人的改革，成功了受益的是城里人，失敗了叫苦的還是城里人，卻少有人想起鄉下人。不是他們未有承擔醫療失敗之痛，不是他們不想享有他們本應享有的醫療服務，而是他們沒有話語權，他們的痛苦少有人體會，他們的心聲缺少人聆聽，他們也更沒有資源分配權，無論醫療改革成功還是失敗，都好像與他們毫無絲毫關系，盡管他們是改革失敗之痛更占多數的承擔者。
正如有人所持理論，政府任“醫療衛生服務”市場化，才出現種種“市場失靈”現象，不能不說是政府的失職。即使在市場經濟國家，醫療、教育等公共行業都受到政府的重點控制。那么，為什么我們不去對自己醫改市場化的失敗進行反思呢？任何時候，醫療改革都是為了讓病人看得起病，看得好病，重視金錢不能勝過重視生命。從而讓病人得到最大的實惠，讓醫院與醫生得到最大的肯定，讓社會利益得到最大的實現，這才是真正的醫改成功。
老百姓需要知情權，需要話語權，而他們在政府決策過程中體驗到什么了？只有注重“民意”，類似的改革失敗才不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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