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而算數 時而不算人

    姚中秋 來源：中國經營報

　　深圳市政府近日表示，深圳將出臺建市25年來第一套完整的人口政策�？尚Φ氖�，這一套人口政策的主要內容，竟然是對外來入深人口施行“控制”政策，遏制暫住人口過快增長。

　　深圳市——以及其他城市——的政府應當說是人才濟濟，清華讀博、哈佛畢業或者新加坡受訓者，所在多有，并且最喜歡講究建設現代化大都市，向國際慣例靠攏。奇怪的是，政府官員似乎經常不知道普適的“政治正確”，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情，通常是有悖于“國際慣例”。

　　比如，“限制外來人口”這樣涉及地域歧視的詞，從我們的政府官員嘴里說出來，仿佛拉家常一般隨便。他們還會舉出自以為相當充足的種種理由，比如，深圳市官員就說，由于外來人口引發了勞資糾紛、子女上學、就醫、就業、社保等一系列社會矛盾，尤為突出的便是治安壓力較為沉重。這等于暗示，外來人口就是犯罪的淵藪。

　　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我們的社會，這種限制公民遷徙自由、歧視外來人口的話語和做法，是有充分法律依據的。比如，戶籍制度從上個世紀50年代建立之日起，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動。因而，限制人口流動的精神，已經滲透到上上下下官員們的心靈中。同時，地域歧視性法規通常出自地方人大之手，而全國人大從來沒有宣告過這種違犯憲法精神的法規無效。因此，行政官員們完全可以說，他們只是在執行法律和政策而已。

　　另一個原因是，歧視性的話語和法規能夠博得擁有城鎮戶籍的城市居民的支持。這個群體不可能避免人類固有的群體性自私傾向。他們當然不愿意看到有人來分享本來可以由他們獨享的公共品。因此，部分城鎮戶籍居民對“新市民”身份有一種優越感，也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心理。在這種自私心態支配下，他們會支持政府的歧視性法規，他們覺得，政府限制外來人口的政策會給自己帶來好處。

　　當然，對于民眾怎么看，我們的政府官員其實向來就不大關注。他們更多關注的是上級政府怎么看。而限制外來人口，或者大張旗鼓地宣傳外來人口對本地帶來的壞處，可以很好地推卸自己管理城市無能的責任。

　　城市政府官員也是人，他們總是理性地計算個人的得失。GDP是上級衡量政績的主要指標，因此，計算GDP總量的時候，城市政府會慷慨地把外來人口的貢獻計算在內。但到了計算人均GDP值的時候，外來人口就會被無情地被排除在外。這一加一減，城鎮戶籍人口的人均GDP就可以輕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了。

　　到了談論公共服務和社會環境的時候，外來人口更是城市管理者現成的替罪羊。上級政府或者民眾責怪本市治安形勢不好，官員就會說，那是因為外來人口太多。民眾抱怨城市環境臟亂差，政府官員就說，那是因為外來人口太多。政府順便會建議說，應當禁止在公共場所乞討、應當清理城市窩棚。民眾批評城市公共服務設施落后，學難上，車難坐，市政官員就說，那是因為外來人口搶了大家的座位。媒體批評房價過高，政府官員就說，那是因為溫州商人或者山西煤商到本市投資購房，人為造成了供應緊張。

　　而受到群體性自私心態的影響，受到限制人口流動的官方話語的長期熏陶，不要說普通民眾，就是大多數媒體和學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官員們的這些解釋。人們很自然地認為，一個城市要發展成什么樣，是完全可以由政府決定的；因而，城市政府是有權決定城市可以吸納什么人、拒絕什么人的；因而，一個人如果沒有城市戶籍，就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的福利，即使這個人已經為這個城市做出了貢獻；人們也相信，由于政府不給戶籍因此而不擁有正式戶籍的人，天然就具有擾亂社會秩序的傾向。正是這些觀念，給了城市政府堂而皇之地制定違犯憲法的外來人口政策以充足的底氣。

　　可以說，只有到了“人人擁有在國內遷徙、流動的自由”的觀念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政治正確”的時候，城市政府才不會大張旗鼓地制定限制人口流動、歧視外來務工人員和投資者的法規和政策。而樹立那個“政治正確”，除了需要觀念上的努力之外，更需要有效的憲法執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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