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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文
多方消息表明，科龍董事長顧雛軍已被捕，科龍已由政府托管。坊間流傳顧的被捕理由是涉嫌挪用上市公司的資金，不過據積極“倒顧的名律師嚴義明稱，“顧雛軍的問題遠非外界所說的挪用上市公司資金這么簡單，可能還涉及披露虛假信息這一罪名”。《每日經濟新聞》說：隨著顧雛軍的被捕，近來著名的三大挪用上市公司資金案：創維黃宏生案、
金正萬平案、科龍顧雛軍案，終都走上了被懲罰的道路。
疏而不漏，欺詐者一個個進了該進的地方，這彰顯出法律的威嚴———由此折射出的問題是非常沉重的：這些人可都曾被輿論追捧為企業家、以企業家的輝煌名號在市場中騰云駕霧啊！可我們的“企業家怎么一個個都如此德性———坑蒙拐騙、投機成性，在公眾面前缺乏起碼的誠信，對社會缺少起碼的責任感，這種反差在顧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
說到企業家缺少企業家精神，很多人肯定會想到制度環境：企業家并非天生是偉大和高尚的，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約束下，才能使得他們在自己利益的驅動下行動，又在客觀上對社會負責任———這種診斷當然沒錯，不過筆者想就顧雛軍的落馬，談談經濟學家階層的品質對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一個市場環境中，沒有一個獨立求真的經濟學家階層，就不可能“熏”出企業家精神來。
2004年8月，香港學者郎咸平“炮轟”格林柯爾，一樁郎顧公案引發了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論戰。如今，郎咸平所羅列的“七宗罪一一得到驗證。遙想當初爭論最高潮時，主流經濟學家排出了豪華陣容力挺顧雛軍，張維迎更是在一個企業家論壇上公開為顧雛軍“擋箭”：稱當下中國企業家生存的輿論環境是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稱有些教授打著學術自由、保護國有資產的旗號不遺余力地否定企業家隊伍，稱全社會要感謝企業家———可現實表明，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捧出來的都是些什么東西，熱乎乎的贊美熏出怎樣一個“經不住法律推敲”的企業家階層———全國人民感謝顧雛軍的忽悠啊！
淡到孕育企業家精神制度環境時，我們慣常想到的都是由政府安排的種種制度，其實，經濟學家也應是孕育企業家精神的制度環境之一———如果缺乏一個有著堅定知識信仰和良知的經濟學家階層，即便外在的監管制度再嚴密，企業家精神也難以形成。
因為相對于成文制度的剛性和靜態，由知識人格構成的經濟學家階層是一種動態的制度力量。即使是最虔誠的制度原教旨主義者也承認，制度的設計者縱然已絞盡腦汁，終究只能防君子，而不能防小人，再完備的制度總有一些可為自私自利的小人有機可乘的弱點———而經濟學家因掌握專業知識，他們能在動態中敏銳地洞察到企業家經濟行為的實質做出及時的披露，從而對企業家行為形成約束。我們常看到發達國家經濟學家動輒在報章上撰文訓斥某企業的違規和不負責任，這種如影隨形的監督是很重要的。
因為經濟學家掌握對市場理念進行闡釋的專業話語權，所以一個社會對市場經濟諸種理念的信奉，很大程度上是經由經濟學家傳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經濟學家自身缺乏獨立的人格，缺乏對真的信仰，在金錢的誘惑下甘愿做企業的婢女或企業家的家奴，毫無原則地為企業家唱贊歌，如何能熏出企業家的市場精神———可以看到，企業家顧雛軍們的“中國式惡習”正是那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捧出來的。
只有經濟學家獨立求真的姿態，才能形成對企業家經濟行為動態的馴服，才能為塑造企業家精神提供精神供給———當再有經濟學家把“中國缺少企業家精神”歸咎于監管制度缺失時，建議先反省自己這個階層做了些什么。（4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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