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業遭遇新時代下被利用的英雄們

　　本報記者 覃里雯/文

　　2004年12月，《時代周刊》記者馬修·庫帕第一次進入白宮采訪小布什。總統的見面詞是：“庫帕！我還以為你已經坐牢了。”這句聽上去輕松幽默的話忽然使庫帕意識到一個奇怪的事實，他正在面臨牢獄之災，等待最高法院回復他的上訴，僅僅是為了保護白宮里的某個人。我們可以想象，這個尷尬的一刻會跟隨他一輩子。

　　這是現代新聞史上一個非常特別的故事：兩個全球知名媒體的記者與美國高等法院公然對抗，拒絕向法庭呈交他們報道中某個線人的名字。最后，一個記者在法院開庭前最后一刻得到線人的許可，出庭作證并提交了線人的名字，另一個記者卻始終拒絕作證，因此被判“藐視法庭”而蹲了大牢。

　　然而，和英勇擊敗白宮的“水門事件”不同，這一次，兩個記者保護的線人卻是白宮的核心人物，后者已經利用他們的報道“敲掉”了現任政府的政敵。也就是說，這個故事中的英雄其實是被政府利用的工具，但是他們為了維護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不得不硬著頭皮維護利用者的利益。

　　故事的主要人物是《時代周刊》記者庫帕、《紐約時報》記者朱迪絲·米勒、布什總統的心腹和政治顧問卡爾·洛夫、美國前大使約瑟夫·威爾遜和他的妻子、前任中央情報局間諜瓦萊莉·普萊梅。

　　2003年7月6日，美國前大使約瑟夫·威爾遜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著名的社論，指責布什政府“夸大了伊拉克的威脅”，以便為伊拉克戰爭正名。威爾遜在2002年2月曾受中央情報局委托去尼日爾調查白宮所謂的“尼日爾向伊拉克出售核反應燃料”的證據，發現該聲明純屬虛構，但是白宮有意忽略了他的調查結果。雖然此前此后有不少相似調查和分析在媒體上發表，但是由于威爾遜的特殊身份(他曾經與幾任美國總統關系密切，還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獲得老布什的贊譽)和很高的個人信譽，這篇社論引起白宮可想而知的憤怒。

　　隨后不久，一位白宮高級官員就向知名保守派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透露，威爾遜的妻子瓦萊莉·普萊梅是一個中央情報局間諜，是她把丈夫送到非洲去做調查的。諾瓦克在7月14日的一篇專欄中直接透露了這個信息。消息傳出，舉國震驚——這是有史以來美國政府官員第一次公開泄露中情局間諜的身份，而且是一個政府付出昂貴代價栽培的隱身間諜，瓦萊莉·普萊梅只好退出中情局。美國司法部副部長詹姆士·科米立即委任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為特別檢察官，負責調查誰是泄密者。

　　經過一番周折和調查，特別檢察官菲茨杰拉德找到了《時代周刊》記者庫帕和《紐約時報》記者朱迪絲·米勒。庫帕曾經在7月11日采訪過某位白宮官員之后寫過一篇報道，同樣證實了瓦萊莉·普萊梅的身份。朱迪絲·米勒雖然沒有寫過相關報道，但據說也擁有相關證據。特別檢察官要求庫帕和米勒出庭作證，向法院呈交他們的白宮線人的名字。

　　剛開始，《時代周刊》和《紐約時報》都堅決拒絕透露線人身份，它們援引憲法第一修正案，要求保護言論和出版自由，但是因為此案涉及國家安全，特別檢察官不為所動，繼續要求兩位記者出庭作證。兩報上訴最高法院被駁回。

　　眼看牢獄之災逼近，《時代周刊》屈服了，決定讓庫帕帶著采訪筆記呈堂。6月30日，《時代周刊》發表聲明，說：“保護媒體自由的憲法條例也要求(媒體)服從于法院的最后判決，并且尊重他們的裁決和判斷。”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紐約時報》，出版人小蘇茲伯格對《時代周刊》的轉變“深表遺憾”，他對媒體說，為了保護線人，《紐約時報》的記者此前曾經蹲過90多天的監獄。這一次也不例外，57歲的朱迪絲·米勒一番慷慨陳詞之后被領進了監獄。她將在那里待到10月份法院聽證結束。

　　就在庫帕為7月13日的聽證會寢食不安、做好坐牢的準備時，他的線人、布什總統的心腹和政治顧問卡爾·洛夫在最后一刻打來電話，允許他透露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庫帕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獲得釋放的燈魔一樣，終于擺脫枷鎖，獲得自由。

　　事實上，由于《新聞周刊》之前的一篇相關報道，卡爾·洛夫就是泄密人的事實早已為人所知。但是《時代周刊》和《紐約時報》兩家媒體并沒有順水推舟，早早把洛夫供出來。

　　“‘你會在這件事上保護我，對嗎？’這句有魔力的話。當華盛頓的某人提出這個要求并得到記者的許諾之后，一個血盟就誕生了，不管它涉及的信息有多么卑鄙或者微不足道。”

　　“你不會打破這個宣誓，甚至不會避開它。你同意尊敬地站在法律之外，而不是‘之上’，并且承擔一切后果。必要的話，你到監獄里保護你的線人。如果你不遵守這些部落法則，其他的潛在線人就一定會注意到，你將被認為是不可靠的。”CNN專欄作家喬·克萊恩這樣描述自由世界新聞業所繼承的原始傳統。正是這些顛不可破的傳統保證了新聞業的信譽，使馬修·庫帕在7月13日之前備受折磨。

　　2005年5月31日，上一個世紀的著名案例“水門事件”的線人終于曝光。“水門事件”不僅導致尼克松總統被彈劾、樹立了美國新聞業豐碑，而且樹立了一個媒體信守自身原則的范例。30年來，美國聯邦調查局高級官員馬克·菲爾特一直只以“深喉”的代名為人所知。《華盛頓郵報》的鮑勃·伍德沃德根據這個神秘人物提供的線索揭露了尼克松總統派人竊聽政敵的丑聞。鮑勃·伍德沃德也因此受到美國法院的傳訊，但是他始終沒有透露線人身份，這個秘密保守了30年，它的結束剛好預示了一個更為復雜的新聞時代的開始。

　　令《時代周刊》尷尬的是，守原則的媒體遭到了不守原則的政府的嘲弄。和關島虐囚事件后大力保護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一樣，布什總統再度證明了他對忠誠下屬毫無原則的保護。去年，布什總統曾發誓解雇任何泄露機密信息的人，然而在“布萊梅門事件”后，他的惟一公開聲明就是“這是場嚴肅的調查”，他的副手稱，洛夫依然得到總統的信任。

　　古老原則的泯滅？

　　新聞業是否遭遇了一個新時代？古老的原則是否依然適用？捍衛這些原則是否依然必要？

　　自從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后，這些問題就已經被提出來了。在全美上下，所有的媒體都為“安全”一詞惴惴不安。新聞自由——一個一度被視為超越國境的普世價值——遭到了國家機器的巨大挑戰。美國新聞界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總統，他恰到好處地利用民眾的恐懼，阻止國家內部的批評之聲。“國家安全”，而不是“真相”，成了至高無上的準則。許多反對白宮的報道都被白宮稱為是“有害國家”或者“反對國家”的。白宮肆無忌憚地控制和篩選順從的記者來進行重要政治報道，甚至安插“托兒”。2005年2月，一個名叫杰夫·加農的蹩腳白宮記者被人發現是共和黨的雇員。他專門負責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問有利于政府的問題，寫作蹩腳的文章，此人還與一個男妓網站有可疑關系。

　　除了政府之外，恐怖分子也學會了利用新聞媒體——他們不僅僅建立自己的網站和信息網絡，而且與國際知名媒體保持緊密聯系。他們知道如何在必要時候通過這些大媒體發布重要信息，擴張自己的影響力，他們知道任何媒體都無法拒絕這樣的獨家消息。更艱難的選擇出現在戰場上——在過去兩年里，在伊拉克的外國記者有時會被提前通知恐怖襲擊的時間和地點。當記者們趕到現場的時候，慘劇剛好發生，他們得到了好新聞，但是卻成為暴行的宣傳工具。更糟糕的是，由于新聞界與線人“歃血為盟”的部落傳統，新聞記者不能夠透露恐怖組織線人的身份。新聞界身不由己地成為了恐怖組織的共謀。

　　2005年5月的另一個事件證明了新聞業面臨的巨大挑戰。在此之前，《新聞周刊》報道關塔那摩基地虐囚和糟踐《古蘭經》事件，導致全球各地穆斯林的強烈抗議，一些人在激烈的示威中死亡。5月15日，《新聞周刊》迫于白宮壓力而為該報道道歉，曾經為《新聞周刊》提供線索的“一位白宮高級官員”不再敢確定自己確實說過“美軍將古蘭經沖下廁所”這樣的話。更糟糕的是，即便沒有白宮的威脅，《新聞周刊》也不會希望看到自己的報道導致全球穆斯林的反美情緒，更不要說激烈的活動導致的意外死亡。

　　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清晰地描述新聞業的古老原則在這個無恥、動蕩、斷裂的新時代所面臨的挑戰。“人們對(普萊梅門事件)中的記者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支持，是因為它與水門事件不同。這一次不是無名小卒挑戰國家機器，而是媒體卷入政治紛爭。”一位媒體專家對《華盛頓郵報》說。當曾經高貴的原則被利用的時候，英雄們該如何繼續戰斗？無論如何，《指環王》式的神話敘事將被更微妙、更難以理解的成人故事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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