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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運成
英國作家狄更斯曾感嘆：“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反映在當前的中國經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一方面，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獲益匪淺；另一方面，事關全局的匯率機制改革邁出一小步后，綜合各方反應來看，中國所處的環境恐難有明顯改善。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實際上正演變成中國與多個發達國家的博弈，其中有三分
政治，二分經濟，一分較勁。
7月21日，中國重估了人民幣的幣值，人民幣升值2%，并放棄與單一貨幣掛鉤的匯率機制，改為根據市場供求關系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浮動，引起國際上一片叫好。由此，持續兩年的有關人民幣何時動、怎么動的議論暫時劃上句號，不明朗因素似乎也就此煙消云散。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簡單，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動而百動。長期而言，無論是從與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系看，還是從來自市場本身的壓力來看，人民幣升值不是這個問題的結束，而很可能是這個問題的開始。一方面，市場消化人民幣升值還需要一段時間，各方如何調整，后續動作如何尚有待觀察；另一方面，近日央行行長周小川評論升值時所言：“我們做了一個初始的匯率水平的調整是2%。”國際市場因此繼續揣測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究竟是一次性行動，還是持續升值的開端。換而言之，中國匯率機制改革是邁出了一小步，還是邁出了一大步，仍有不同的解讀。時下，境外流入內地和香港的大量熱錢就是不“涼”，趕也趕不走，或者是趕走后又回來。實際上都顯示，有關人民幣匯率的一種新的不確定性正醞釀生成。
歐、美各國在歡迎和贊賞人民幣升值決定的同時，也對下一個步驟產生了更高的期待。人民幣匯率改革幅度的大小和步驟的快慢，都會成為美國感到不滿和繼續施加壓力的借口。7月22日，美國經濟學界的領軍人物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中國丟了一根骨頭給美國”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它表明美國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善罷甘休。
歷史地看，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成熟就是以有效的轉嫁成本甚至危機為標志的，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成熟國家。一旦其內部經濟出現失衡，隨即會向外部自然傳遞或主動轉移這種失衡。國際壟斷資本通常是通過跨國企業控制著受資國的經濟，并形成大量的利潤轉移，國際壟斷資本把大量利潤“刮走”，令受資國只能受剝削而無法分享成果，導致“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
這種趨勢還在增強。突出表現在資本主義的剝削性和壟斷性正以巧妙的方式向別國轉嫁，像金融、匯率等看似很市場化的東西，實際上是被操控的，主要是在為極少數國家服務，對弱國或是新興國家具有很大的殺傷力。長期以來，亞洲地區都是全球經濟結構中較脆弱的一環，上世紀末發生在本地區的金融危機，本質上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跨國公司活動頻繁和貪婪相關。
中國處于這一地區，特別要小心。主要發達國家已經看準，未來5年中國改革重點必是金融領域方面，這正是他們能施展身手讓中國頭痛的地方。趁中國似懂非懂之際，施以壓力，先看中國“笑話”，再給中國指條遠路，不僅是國家間競爭的常態，也完全符合發達國家的根本利益。
匯率成為國家間的一種關系本身就充滿不確定性和諸多風險。匯率只是反映本國貨幣的國際市場價格，并不等于實際幣值。這意味著今天可以炒你升值，明天也可以估你貶值。匯率作為國際間貨幣供求關系的市場表現，本來只是工具性而非功利性，但國際金融市場的殘酷現實表明，投機成為第一位的因素，它始終是以短線買賣為主，炒家普遍對于外匯的長期走勢興趣不大。理解了這點，就清楚為什么大量熱錢直接進入中國而趕不走的原因，也就理解眾多炒家熱捧港元而實為間接投機人民幣的本質。
或許，最終攤牌勢在難免。當務之急是要搞對路，理解溫總理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看法可分為兩個層次：
一是戰術操作層面，仍要繼續保持“突然”性，這方面中國已先勝一籌。有“日元先生”稱號的前大藏省財務官木神原英資在其2002年12月出版的《了解匯市即了解世界》一書中指出：“在我擔任國際局長之前，一般認為干預無效。我和我的部屬分析個中緣由，發現那是因為干預金額太小、幾乎天天為之，而且做得太明顯。”于是，木神原英資決定反其道而行：大量干預，一氣呵成，讓市場人士措手不及。最后該書得出結論，干預外匯行動若是在市場的預料之中，怎么做也無效。需要高手們不斷變換進場干預的價位點，盡可能出其不意。
二是戰略布局層面。作為影響力越來越大的經濟體，中國貨幣體制的改革過程，必須要避免和防范一切重大風險。人民幣匯率改革提供了中國諸多選擇，但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結果；同時更多的選擇也表示放棄得更多，遺憾也可能越大、越深。我們可以在決定之前“機關算盡”，對每個機會及選擇都細細思量，但是一旦選擇好，就要果斷實施，掌握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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