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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泰利(PieterP.Bottelier)
中國的匯率體系改革邁出了謹慎的一小步，這一舉措是重要而正確的。至于像美國國會所要求的那樣一步到位的升值(至少25%)則毫不可行——哪怕是根據某種理論層面上的計算，人民幣估值不足確實達到了某種程度，真這么做的話，也將是一場危險的狂賭，可能會損害信心，對出口加工業、農業乃至大城市的房地產市場產生嚴重的破壞，還有可能給美國
經濟帶來間接的負面影響。
除了人民幣小幅升值以外，更重要的決策在于人民幣幣值不再單一盯緊美元，轉而采用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政策。央行不公開一籃子貨幣政策體系的具體構成和運作方式的做法是明智的，能使當局在未來的匯率管理中具備更大的靈活性。但是，匯率不太會在近期就轉變得非常靈活，更可能會面臨一個長期漸進的調整過程，并結合積極的市場干預和其它平衡經濟的宏觀政策措施，至少最初一個階段將是如此。采取緩慢前行的方式，會消解采取激烈行動所產生的不必要的經濟混亂。因為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存在貨幣投機的風險，能夠短期輕松見效的“銀彈”并不存在。近年來中國有關部門一直應對著相當的挑戰，而接下來的短時間內也并不會減輕多少。
有段時期，我相信人民幣存在估值不足的問題，而且認為采取更寬松的貨幣政策、允許一定程度的升值將最為符合中國的利益。但是，我從不相信什么人能夠根據某種基于假設而并不實用的理論模型來計算出“均衡”匯率。我唯一的問題是，為了降低具有刺激性的投機熱錢所帶來的風險，最初的利率調整幅度是否應大于2.1%。不過改革決策一經做出，也就不必再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了。
中國政府作此決策肯定非常艱難。先前的固定匯率體系已經順利實施了多年，而任何一種改革方案都有風險。一些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曾建議繼續采用舊體系，但即便如此也難逃風險之虞，貨幣管理會產生更多問題，大量多余的貿易順差也會繼續累積。維持原狀的做法既會帶來經濟風險，也會由于美國方面的無端指責和不明智的政治壓力而使問題越發復雜化。
留戀固定匯率體系的人們，最好記住，在一定情況下，固定匯率體系可能成為一個危險的陷阱，這是已經由1997年始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所清晰證明的。和那時的泰國不同，中國擁有大量經常賬戶余額和很高的外匯儲備，但貿易支付余額很可能會發生轉向，在此之前就著手增強匯率系統的靈活性，其效果好于事后補救。另外，所謂“固定”匯率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幻想，美元本身就相當不穩定，而且如果參照重要貿易伙伴國家的貨幣如歐元、英鎊或澳元，人民幣從來就沒有“固定”過。長期看來，中國在貿易加權基礎上采用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體系，將比盯住單一貨幣更為有利。另外，在我看來，穩定的真實匯率優于穩定的名義匯率(由主要貿易伙伴的通脹率差異調整后的名義匯率)。近年來，中國已經形成了必要的金融工具，可以對沖新匯率體系下產生的美元匯率風險。
從全球角度來看，人民幣匯率改變也是有利的。雖然起初的調整步伐很小，但這將鼓舞東亞其它國家降低本國貨幣估值不足的程度。整個世界苦于日益嚴重的、可能導致不穩定的貿易失衡，目前美國是最大的貿易赤字國，而東亞是順差最大的地區，這一狀況日益嚴峻，而且具有潛在的動蕩因素，單靠在匯率方面采取行動仍是不夠的。為了重建全球的平衡，美國必須加強國家儲蓄，主要的歐洲國家必須通過降低市場壁壘來提高經濟增長潛力，而日本應促進國內公司重組，中國則應采取適當措施，降低經濟增長對于投資增長的依存度，而更多依存國內消費增長。
擺在中國面前的調整過程可能會伴隨亞洲各央行間的互換安排，以建立一個統一的地區資本市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出臺的清邁倡議提供了一個深化區域合作的出色框架。而在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與發展仍是重中之重。
(作者現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經濟學家，曾任世界銀行北京辦事處主任。范松璐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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