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模式：一體化經濟下的開放政治

　　湯萬君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9＋2)模式從啟動至今已有一年時間，這個規劃在西進的行程中，正引發更為廣泛的共識和支持。

　　從歷史的視野觀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始終身陷一個歷史的困局：統一的政治力量在

一個割裂的經濟格局中因無法發揮應有的效應而造成行政鏈條的斷裂，并反過來加劇經濟格局的割裂。大量研究表明，形成這種困局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割裂的經濟格局阻礙了統一市場的出現，而在統一市場遲遲不能出現的情形下，各地區經濟的發展，便無法避免因失衡而帶來的各種弊端，并逼迫不同地區的行政力量出于保護的考慮，人為干擾資源、商品、資金和人力的流動，出于政治穩定和現實的需要，推行小而全的產業建設和發展模式。這樣一來，勢必導致整體的經濟發展無法像歐洲那樣獲得斯密型動力，即按照勞動分工和相對優勢的原則來提高效率，整體經濟可能性范圍的擴大，也相應受到極大限制和阻礙。

　　如果說近代之前的中國市場不統一與地區間發展不均衡，還可以歸結為地理因素所自然形成的各種障礙，那么對于近代之后的中國而言，導致其經濟現代化進程艱難而緩慢的罪魁，則突出表現為制度環境的軟弱無力。

　　研究表明，宋明以后，歷朝中央政府所能維持的只是一個形式上的統一，而傳遞行政命令和政策的行政鏈條，實際上基本處在斷裂狀態。因此，中央政府不僅不可能擁有足夠強大的資源(經濟和政治皆然)提供和維護一個統一的制度框架，讓經濟較為長久地在這一框架內平滑地運行，而且割裂的地方行政還會不斷通過與中央政府的博弈，以及各地之間的博弈消耗本已有限的財政資源。割裂的行政自然不會，也無法促成經濟格局的整合，結果便是社會總體的市場交易費用出奇地高昂。這樣的局面，一方面傾向于經濟發展的地方封閉形態的強化，另一方面則會衍生出強大的負效應復制能力。這種能力特別體現在貿易保護、低水平重復等方面。邏輯地推設，地下經濟、政治腐敗和商業欺詐等行為，就必然會假借著經濟潤滑劑(lubricants)的面目大量出現。

　　在中國社會的改革進程已然行進到今天的情形下，如何徹底打破地區經濟發展失衡，根治二元經濟形成的病因，使各種違背市場規律、阻礙經濟發展并孳生腐敗行為的因素失去生存土壤，成為各級管理者主要考慮的議題。而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和區域經濟合作雙管齊下的框架，近年來成為有識者提倡的優選模式。

　　綜觀9＋2框架一年來的推進和發展，可以發現，參與各方并未將視野局限在目下可以獲得的具體實惠中。反之，他們把目光投放在了更為重要的議題和長遠目標。加快要素流動、構建協調市場，其實只是9＋2模式的初始目標，其宏闊的視野和深遠的意義在于：致力為正在崛起的中國打造一個經濟形態上更加開放和外向，政治架構上更易于認知、交流，文化理念上更為多元與豐富的范例。7月28日《南方周末》的社論《南中國的一個歷史性創舉》，從國內和國際兩個維度上點明了9＋2模式的題中之意。

　　面對“第二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上討論的眾多議題，值得憧憬的未來可以很豐富，但現實中最為令人振奮的是將極大提高貨物和信息流動的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規劃，和始于行政磨合而立于制度統一的經濟陣形。可以設想，未來的9＋2模式不僅將帶來一個真正一體化的經濟體，鞏固市場統一的成果；還將在市場一體化的進程中推動政府相互學習、調整目標、提高效率、減少和消滅非市場環境下滋生的經濟潤滑劑。

　　從南部省區的行政沿革中，可以看出“窮則變、變則通”的歷史智慧，而這一歷史的智慧能夠讓我們對未來的設想建立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上，所以，我們還要在“變則通”之后，添加上“通則旺”這三個字。

　　回首秦煙漢雨，令始皇帝自豪的靈渠無法讓我們拋卻遺憾———它雖然連接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卻未能有效地溝通未來和世界。而今天，塑形中的南中國正憑借一個大膽的構想努力打破那個千年的歷史困局。從南中國行進到東西部，通過南中國攜手東南亞；從市場到文化，由文化而政治。

　　(作者為廣州市社科院國際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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