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環境變化的思考

　　環境惡化的加速度似乎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無能。相反，它恰和我們能力的擴展同步

　　□丁林

　　一

　　相比人們的自信，我許是有些悲觀。而且，很不合時宜地，在美國南方一個欣欣向榮的春天。

　　春天又來了，鳥兒在明亮地叫著。讓我想起蕾切爾·卡遜的書，那本《寂靜的春天》。卡遜的故事早已家喻戶曉，一個柔弱女子，戰勝龐大的“化學帝國”，證明了DDT危及鳥類生存、也在毀壞人類的健康與生存，最終使得DDT在美國禁止生產。DDT的發明人，曾經獲得諾貝爾獎。今天，人們提及此事，口氣之中，多半暗示那是發獎委員會的一個污點。好在，看上去愚昧和惡勢力紛紛落馬，環境保護的概念從此發端。結局就像是一個灰姑娘的童話。

　　可是，王子和灰姑娘并沒有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們的面前不是一個童話世界。DDT是殺蟲劑。當初發明、啟用它，是為了救森林莊稼于蟲害，也是為了挽救生命。它撲殺的重要對象之一是蚊子，蚊子傳播著可能致命的瘧疾和各種疾病。從DDT開始推廣，到上世紀70年代被禁止，它拯救了至少500萬個生命。我回想多年前，自己被卡遜的故事深深打動，卻忘了問一聲：DDT停止使用，瘧疾怎么辦？

　　瘧疾病例在回升。今天，每年有250萬人死于瘧疾，其中90%在非洲。在那里，每年有150萬兒童死于由蚊子傳播的各種疾病。DDT因此在許多國家恢復使用。在這些國家兒童的眼睛里，DDT竟不是一襲黑色斗篷的惡魔，倒是長著白色翅膀的天使。

　　善意的環保組織們不曾想到，他們推動全球禁用DDT施加的壓力，甚至被貧國看做是富國的傲慢。因為，改用任何新型的、被認為是更安全的殺蟲劑，價格都在5倍甚至10倍以上。他們根本用不起。

　　問題假如僅僅歸結到錢上，也許還好辦了。真正的問題是，新藥物就安全嗎？

　　在發達國家，停止使用DDT之后，科學家發明了替代藥物。人們相信科學能解決問題，最終是因為相信人的認識和征服能力。可是，不論你是否承認，人的能力有限。事實上，每一種新藥物的產生，對它安全性的全面了解，永遠慢一拍。例如，廣泛用來替代DDT的仿雌性激素，20年一過，待發現它對人類、野生動物的生殖有危害，男人們的精子總數已經荒唐地下降了一大截。

　　那么，恢復DDT嗎？我問自己，難道還有這個必要，繞回40年前卡遜已經提過的老問題：危及人類生存的環境毒害又怎么辦？

　　我們面前，要說是“兩難困境”，也許都是說簡單了。

　　二

　　群體的困境，源于我們個人的困境。人性的弱點與生俱來。人有求生避禍的本能。最近有一條新聞，在香港發現紅火蟻。雖幾經下毒，仍然止不住紅火蟻在香港蔓延。我不知香港居民是不是重視這條新聞。他們也許不知道紅火蟻是什么。我看著新聞卻直搖頭，紅火蟻是美國南方的生存常態。

　　我們住在鄉下，每年春天，家家戶戶至少要買兩種殺蟲劑，一種對付毒性很大的黃蜂，另一種對付漫山遍野的紅火蟻。它們對過敏體質的人都會帶來很大危險。

　　3年前，我們70多歲的鄰居杰米老頭被黃蜂叮了一囗。他估計自己至少能夠堅持趕到5分鐘車程以外的診所，馬上開車前往。結果，剛剛上路不久，蜂毒發作。他突然昏迷。杰米的車子失控，沖出公路，連人帶車翻進溝里。幸虧只是車毀，人還是被搶救過來了。

　　我們剛搬到這里時，全然不曉厲害，直到也有了蜂叮蟻咬、休克后招救護車急救的驚險，才真正變成一個美國鄉下人。第一課的教訓，就是開春買殺蟲劑，救眼前燃眉之急。

　　美國警告大家，我們有6900萬個家庭在使用各種殺蟲劑。每到春天，我會很有負罪感地想，一個并非沒有環境保護意識的我，怎么也站進了這個行列里？

　　這樣的困境難以掙脫。殺蟲劑只是環境問題的九牛一毛。而人性的弱點遠不止于求生，除了避禍，人還是趨利的。

　　今天人們對美洲印地安人弱勢的反省，都是停留在政治層面。而當年美洲印地安人銳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交流本身。歐洲移民帶來美洲從未有過的病菌，致使對此沒有免疫力的印地安人大批死亡。今天，交流仍然是環境災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每天都在發生類似的故事，就像中國的大豆枯葉病去年在美國的農田悄悄伸展；就像北美的紅火蟻，今年在香港的山坡上，拱出高高的蟻穴。

　　我們會在政治層面檢討檢疫制度，雖然我們知道，其效果只是杯水車薪。我們不可能檢討“交流”，因為那是潛在于我們內心不可克服的渴望。

　　我們樂于從政治層面檢討。不僅是這一層面尚有改進的余地，還因為我們能夠獲取道德感的滿足。而涉及人性本身的弱點，我們鮮有改良的余地，還可能把自己逼上道德感失衡的險途。

　　我只需要問一下自己，空氣污染是最直觀的污染。那么，我是不是因此會放棄車船乃至飛機的便捷、遠行的特權？為了阻止水電站對生態的危害，我會不會放棄電燈、洗衣機、冰箱，拔掉家里所有的電器插頭？或者，我在三里島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之后，仍然讓自己堅信，核電站就一定是安全的電源？

　　環境的惡化如殺蟲劑的使用，其加速度如脫韁的烈馬，勒也勒不住。既然政治層面還有改善的空間，改善就是必要的。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必要掃興地說一句實話：改善的結果也是有限的。

　　我們面對的問題，大部分來自難以克服的人性本身。

　　三

　　環境惡化的加速度似乎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無能。相反，它恰和我們能力的擴展同步。最突出的是技術，假如套一句俗話，技術是在“突飛猛進”。

　　我短短一生目睹的“發展”，其眼花繚亂，已經是多少代人心中不敢夢想的科幻影片。有史以來，怕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幾年前當做貴重物品，寶貝一樣搬回家的電腦，今天扔在大街上，也已經沒有人要撿，只能直接送上垃圾堆。

　　技術更新的速度，還分分秒秒在加快。

　　與生俱來，人有創造的欲望，人有攀登高峰的欲望，有“更快、更高、更強”的欲望，也有更便利、更舒適的欲望。在跨出哪一步之后，就失去了分寸？一些人在呼吁，要人們有所克制，收效甚微。因為人性的優點和弱點，有時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人所創造的善果惡果，也往往齊頭并進，無力棄惡而僅僅揚善。

　　原來分散的，現在有能力集中；原來小規模的，現在紛紛合并。在我們為電子信箱的便捷歡欣鼓舞的時候，不知何時起，城市、國家、世界，已經兼并成一些大電腦的主機。

　　結果，像是在應著巫師的咒語，強大技術的催生婆，一面培育起超強的個人，一面催生出脆弱的社會。幾個人，花1000美元買機票，就可以發動一場造成人員、經濟損失都超越珍珠港事件的戰爭；一個不那么難得到的低污染核彈，就可能將一個大都市逼成一座空城；電腦病毒的入侵，就可能癱瘓一個國家的核心部門。技術提升，終于令一個質變在魔術般地完成：戰爭能力從國家軍隊，無聲無息之間，就開始轉讓給個人。而大國的命脈，日益命若絲弦，偏偏又只維系在幾個大都市的金融中心。牽一發，便全國方寸大亂。

　　過去，避免毀滅性的極禍，要阻擋的是國家的瘋狂。現在須防備的，竟只是個人的瘋狂。我們說，只要一個國家善待他族，即可免遭此禍。對這樣政治層面的天真論斷，我想，最先在一旁暗笑，準是一個寫小說的。社會是否能夠杜絕瘋狂，專事研究“人”的文學家，也許最有發言權。

　　人的復雜性帶來了社會的豐富性，也是文學家樂見的良田，生長善惡恩仇、也生長關愛和嫉恨，由此豐收喜怒哀樂、祥和與暴亂。人或許能夠建立一個全體一致微笑的機器人社會，可惜人的世界上帝已經如此安排：終有人是瘋狂的。

　　我們為技術的高速發展興奮得滿臉通紅，只能閉上眼睛不去看，從事創造和毀滅的雙方，都因此獲得了同樣大展身手的機會。

　　恐怕，前面縱為懸崖峭壁，我們也已經回不去了。

　　我們連回顧的時間都沒有。觀念也在前所未有地加速變換，急奔亂走。我們的觀念曾經在時間河流的緩緩沖刷下，逐步沉淀、逐步淘洗、逐步修正和演進。現在，用“革命”二字已經不足以形容這種從容的消失。今天，我們從一個急速的漩渦，被拋向另一個急速的漩渦，已經難辨南北與東西。

　　我問自己，在飛旋直下的潮流中，我腳下的支撐點在哪里？我又有多少道德自信的空間？我對自己的改變能有多少？我知道，每個人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個體。可是，同時又可以是一個有意義的、隨機的考察目標。我像是在回答一份社會學的調查問卷，面對問題，卻滿腹狐疑。

　　春天的鳥兒還在叫著，而我，或許永遠也找不出一個滿意的答案了。

　　(作者系旅美知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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