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國的歷史性創舉 評泛珠三角的區域合作

　　□本報編輯部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第二屆盛會今天落幕。一如首屆的情形，第二屆盛會依然充滿了熱情和對未來的期許，惟一不同的是，舉辦地由珠三角核心區的粵港澳換成了千里之外的四川。

　　對于不太了解“9＋2”的人來說，一個名稱里有“珠三角”的盛會由四川-這個距珠三角遙遠的省份-來舉辦，可能會有點不太習慣。其實，拋開緊密的經貿往來不談，單從地理角度，位于長江流域的四川從2200年前就與珠江流域聯在了一起。產生聯系的是修建于秦朝的運河-靈渠。

　　意味深長的是，一年多以前，廣東黨政代表團為泛珠合作到廣西考察時，專門到靈渠參觀。有觀察者敏銳地注意到，站在“靈渠”刻石兩邊，兩廣領導人欣然牽手合影。這條短短30余公里的水道，使南中國成為一個聯通的水運網絡，成就了秦朝的統一大業。與靈渠打通長江、珠江兩大水域不同的是，泛珠合作是“9＋2”的決策者們打通行政壁壘、共建南中國的宏大社會實踐，是開啟兩大流域市場一體化的偉大進程。

　　在泛珠合作啟動一年以后，我們有必要像重新認識靈渠一樣，對中國這個最大規模的區域經濟合作行動有一個更深和更新的認識。

　　從兩年多來的理論創新和現實運行來看，泛珠合作發掘出異質合作共贏的精髓，致力于市場文明在“9＋2”范圍內的普及，日漸清晰地勾勒出了南中國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圖景，堪稱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大膽探索和實踐。

　　種種事實表明，泛珠合作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事件，更具有政治意義；它不僅僅面對的是區域經濟的問題，更觸碰到了中國發展的命題；它不僅僅以中國經濟“超級引擎”的形態引人注目，更對亞太乃至國際經濟產生廣泛的影響。

　　泛珠合作是對“中國改革”

　　這一偉大歷史命題的自覺求解

　　泛珠合作表面上是經濟行為，實際上求解的卻是中國改革的歷史命題。

　　按照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設想，中國的改革是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即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由富裕地區帶動落后地區共同發展。更明確的說法是鄧小平提出的“兩個大局”的發展戰略，這兩個大局是：東部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先發展起來，中西部要顧全這個大局；當發展到一定時期，就要使出更多力量幫助中西部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從廣東先行一步開始，東部沿海，從南到北，形成了包括廣東在內的3個“發展極”，刻畫了中國發展的標高，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令世界矚目并從中獲益的偉大成就，鄧小平擘劃的改革第一步或者說“第一個大局”已經基本實現。從此，擺在人們面前的是更為艱難的第二步或“第二個大局”。

　　如何進一步落實鄧小平的偉大戰略構想？如何真正實踐科學發展觀，完成共同富裕、振興中華的宏偉藍圖？

　　由中央政府啟動的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宏偉舉措，是審時度勢、高瞻遠矚的戰略選擇；而囊括東中西部及港澳地區的泛珠合作，則是整個區域對改革新階段的主動探索，是對發展新課題的自覺承擔。

　　從泛珠合作啟動一年多來看，他們的實踐將可能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提供一個新的思路。而合作本身也將是“科學發展觀”實踐成果的組成部分。

　　泛珠合作是對“中國發展模式”

　　這個飽受贊譽概念的大膽刷新

　　“9＋2”體系最大的特點，是既有廣東、福建這樣的沿海發達地區，也有江西、湖南、貴州、廣西這樣的中西部發展中省份，再加上香港、澳門這樣的國際性城市，形成一個包含有不同發展水平的區域經濟合作體，這在國內獨一無二。

　　對于這個體系來說，最關鍵的是“無障礙”的統一市場的建立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湖南省長周伯華的話，實際上傳達了“9＋2”地區的心聲：在新一輪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9＋2”合作的最高目標，就是在市場條件下互惠互利，沒有省界的區域概念，市場是統一的，產品是統一的，對外競爭是統一的，這就形成了區位的競爭優勢。

　　這個目標的實現，將會大大解決粵港澳等發達地區的自然資源缺乏、發展空間狹小的問題。但是對于欠發達地區呢？一些人會擔心，“無障礙”的統一大市場的實現，會使落后地區成為發達地區的原料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地，發達地區占取的便宜更多，由此形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地區差距反而越拉越大。

　　這種顧慮，同國際上一度流行的“依附理論”相似。該理論認為，經濟落后的國家參與國際貿易體系，會永遠處于落后的地位，因為先進國家控制了貿易條件，并且依靠它們的跨國公司強迫落后國家進行“不均衡發展”。然而，這個理論被東亞經濟的發展實例所推翻，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它們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刻意地把自己與外國的市場和資本聯系起來，積極融入國際經濟，結果獲得了騰飛。事實證明，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的大趨勢，參與國際貿易體系利大于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毅然加入了WTO。

　　與此類似，區域經濟內大規模的經貿往來，將會使后發地區獲得發展的機會。相對于發達地區，落后區域擁有后發優勢，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縮短與發達地區的差距。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關注，其充滿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被國際經濟學界歸納為“中國發展模式”。

　　從這點來說，包含不同發展水平地區的泛珠合作，完全有可能創造出實現“兩個大局”戰略的新模式。

　　一般地，東部帶動西部多是采取對口幫扶的方式，主要是一種行政行為，是給予與接受的關系。這種方式雖然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地區差距的問題。泛珠合作則實現了一種“質的飛躍”，它把不同發展程度的地區“捆綁”在一起，在一體化的經濟互動中尋求共同發展的可能途徑。

　　這種混合型的區域發展形態，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在區域內外實行自由貿易，勢將突破“東部-中部-西部”梯度依次發展的模式，使那些有資源稟賦和市場優勢的地區克服區位劣勢，水漲船高，乃至后來居上。泛珠合作，將進一步豐富“中國發展模式”的深刻內涵。

　　泛珠合作是對“中國和平崛起”

　　這一宏大構想的有益探索刷新

　　泛珠合作的影響不僅僅在國內，還體現在國際經濟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在2010年啟動，泛珠三角恰好處在核心區域，地緣優勢突出，這給泛珠三角內外雙向開放拓展提供了機遇。

　　在“9＋2”體系中，這個“2”代表的是香港、澳門，這兩個極之自由的經濟體，使得泛珠合作一開始就具有了國際視野。而在走向國際的過程中，泛珠合作的實踐，還是中國和平崛起的生動注腳。

　　基于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中國向世界宣布了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有人質疑和平崛起，是因為從歷史來看，許多國家都是靠對外擴張和掠奪的方式獲取資源、搶占市場而成為強國的，比如殖民地時代的英國、二戰之前的日本等。這些人會問：對于經濟飛速發展的龐大的中國，靠什么獲得崛起所需的足夠資源呢？

　　泛珠合作的實踐，也許可以縮影似的回答這個問題。當初香港經濟在高速發展后遇到發展空間小、生產成本高時，制造業就轉向廣東，本地產業升級，發展高科技和服務業。現在廣東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同時在能源和自然資源等方面受到了比較大的制約。泛珠合作以市場為紐帶，這就在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間平等互利地實現了產業轉移和資源互補，彼此擴展了發展空間和獲得了發展所需的資源。

　　這表明，如果有一個比較完備的自由流通的市場存在，當一個地方的崛起遇到瓶頸時，完全可以通過和平的、互利的方式獲得解決。香港特區與廣東是如此，一個省和另一個省也可以如此，國與國何嘗不能如此？

　　因此，泛珠合作的探索，不僅對于中國的崛起，而且對于世界范圍內的合作和發展，都可能提供值得重視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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