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難享受到低價好處 低價實際導致了社會不公

　　本報評論員 歐陽覓劍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產品和服務似乎都在漲價。人們不能接受漲價，因此呼吁進行政策調控、召開調價聽證會。他們反對價格上漲的理由很多，其中提得最多的是價格與收入的關系，比如房價對收入的比值太高，學費的漲幅高于收入的漲幅，等等。

　　這些都是明擺的事實，但如何做出判斷，則跟我們看問題的角度有關，這可以用來指證房價、學費等太高，但也說明人們收入水平低。問題的解決也不能只是抑制漲價，還有待收入水平的提高，后者甚至更為關鍵。

　　實際上，收入水平與教育、居住、醫療等方面的費用緊密相關，因為這些產品和服務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要素，它們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勞動力的價值及其收入水平。在原來的計劃經濟下，體制通過對教育、居住、醫療等進行補貼，維持這些產品的低價，再對水、電、交通等基礎性產品進行補貼和限價，使企事業單位得到低價的勞動力和能源、原料，從而能夠提供低價的產品和服務。這就是環環相扣的低價結構，而補貼教育、居住、醫療等產業以保證廉價勞動力的供應是其中重要甚至是核心的一環。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求擴大，利益分化，低價結構逐漸被打破，作為其中一個環節，單位對教育、居住、醫療等方面進行的補貼也逐步取消，這些產品和服務的低價狀況發生了改變。

　　對于多元化的利益主體來說，他們的目標就是盈利，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要求他們低價或者優先為“窮人”提供產品，并不合理。而對于大眾而言，低價也不是最優，無助于福利的增加。

　　當我們動態地看問題時，結論則會不同。

　　很多產業都會經歷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產業起步的階段，市場需求比較小，能夠容納的資本數量不多；企業規模小，經營水平低，控制成本的能力不高，競爭不激烈；產品主要以毛利率高的高價位產品為主，毛利率雖然高，但由于市場需求不大，成本難以攤薄，而且資金周轉速度慢，企業的利潤率不一定高。

　　當市場繼續擴大，成本分攤和資金周轉的狀況會好轉，在高毛利率的吸引下，會有更多資本進入；出現一批經營水平較高的企業，競爭更趨激烈，價格戰頻繁發生，將價格不斷壓低；很多企業在競爭中被兼并或淘汰，但產業的規模持續擴大，生存下來的都是規模較大、經營水平較高的企業。這是產業發展的第二階段。

　　產業發展的第三階段則是，大企業控制成本和開發新產品的能力都比較強，而且為了爭奪更多市場份額，它們會開發出多種多樣的產品，其中既有高價位，也有低價位，而且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更高。

　　產業經歷這三個階段，既取決于市場的規模和資本的數量，也取決于產業發展的時間。生活資料和消費品的市場發展比較快，在1990年代中期經歷了較快的價格上漲，但現在已經進入發展的第二和第三階段，產品質量提高，價格卻很平穩，這是近年來CPI漲幅較小的主要原因。

　　而教育、居住、醫療等產業，尚處在發展的初期，高價和高毛利率是正常現象，高毛利率具有正功能，吸引資本進入到產業中來，使競爭變得激烈，然后價格就會出現下降的趨勢。如果通過政策干預將價格壓低，則可能延緩資本進入的過程，從而使競爭和降價到來的時間推遲，最終損害的是大眾福利。

　　當然，低價也會引起競爭，不過是對“租”的競爭，引發“尋租”的行為。低價產品不能足量供應，需求者需要“排隊購買”，在這樣的情況下，某些利益主體通過“尋租”行為改變自己的位置，以優先獲得低價產品，再轉手賣出，就可獲得不菲的利益，而真正需要這些產品的大眾，則很難享受到低價的好處。因此，看似平等的低價，實則導致了社會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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