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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濤
商務部部長助理、全國三綠工程工作辦公室主任黃海18日在北京說，目前國內食品安全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食品衛生平均不合格率仍達8%左右，蔬菜農藥殘留超標率約為7%。據調查，消費者對任何一類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據7月18日新華社電)。
近年來，國內食品市場接連不斷的丑聞，使中國民眾對食品市場的信心遭到了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放眼整個食品領域，丑聞幾乎就一直沒有斷過。央視的《每周質量報告》揭露出的一個個食品安全事件，包括德州扒雞、平遙牛肉、龍口粉絲、金華火腿、張北蔬菜等名牌企業都曾經讓我們“大開眼界”，瞠目結舌；從雀巢奶粉碘超標風波、光明“回奶罐”丑聞，直到虛標生產日期的“早產”三鹿……一件接一件的“丑聞”，一個接一個的食品“名牌”接連粉墨登場，它們在公眾心中的地位也轟然“倒下”；吊白塊、敵敵畏、添加劑……都隨之而被我們所熟悉。蘇丹紅、本地黑等新鮮名詞也不斷為我們所接受。
消費者對任何一類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這樣一個不怎么光彩的百分比，就是如此“煉”成的。
因《歷史的終結》一書而為世人所知的美國學者福山，在1995年出版了《社會信任》一書。該書將社會信任看作是一種社會的經濟資源，開創了倫理學的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在福山看來，在商品、金錢等資本外，信任本身也是一種社會資本，可以把信任這種道德理念商品化。他提出，高信任度的社會里整個社會、社團聯系便利，商業交易成本降低，可以導致社會成本的長期降低。建立高信任度的社會從而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也應當是一個社會追求的目標。
應該說，福山先生社會信任的資本化理論，很有警示意義。消費者對任何一類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如此之低的社會信任度，將會產生輻射效應，對整個社會信任度的打擊也是極大的。如此之低的社會信任度，將加大商業交易成本，不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良性與健康發展。
所以，消費者對任何一類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是一個信號。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門，應該站在社會資本的形成，甚至是以德治國的高度，采取相應的滋養和促進社會信任度的政策。筆者認為，在當前情況下，單向的企業道德自律和單向的強制監管，都已經收效甚微。在遭遇徹底的顛覆之后，我們需要從企業道德自律和法律強制方面進行雙向的秩序重建。
一方面，我們應該以全體國民生命和健康的名義，盡快出臺《食品安全法》，以制度、規則、法律的嚴密到位促成秩序重建；另一方面，應通過剛性的制度和規則，懲罰破壞信任的行為，同時獎勵守信的人。比如增大違法成本，使企業主體在自我抉擇與群體抉擇時，不再隨波逐流，使之內化并成為企業道德自律的理性杠桿，促成商業倫理的回歸。
總之，信任的建立需要一個歷史的過程，只有企業商業倫理的回歸、道德自律與良好制度、社會生態環境的相互滋養，才能逐漸撫平消費者對任何一類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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