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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
《商務周刊》：那么您認為，我們國家在這三個方面存在什么樣的壓力？
王大用：貨幣危機的發生，是一個國家長期以來宏觀經濟的問題造成的，包括長期宏觀經濟的失衡，國內需求持續高漲導致高的通貨膨脹，對外貿易持續的逆差，資本的外流以
及不恰當的匯率控制等等，這些現象長期持續存在而得不到治理，就必然導致危機突然發生。所以，防范貨幣危機的基本措施就是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保持國內總供需相對的平衡，就是我們所說的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對經濟持續增長很快的一些國家，包括現在中國面對的情形：長期以來經濟發展得很快，產生本國貨幣升值的壓力。這種壓力有客觀上的經濟因素，比如貿易持續順差、大量國外資本的流入、本幣購買力與市場匯率表示的購買力差距拉大。這些經濟因素很快就會因為其他國家的不滿而伴隨著政治因素，在雙重壓力下，如果一國采取了不夠穩健的匯率政策，使本國貨幣快速升值，就會對本國經濟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導致國際競爭力下降，經濟蕭條。這里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此后經濟和政治的壓力迫使日元升值，日本人采取了不夠穩健的匯率政策，在“廣場協議”之后，日本陷入了十幾年的經濟低迷。
我們在貨幣危機問題上基本沒有前一種壓力，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后一種，就是日本人在1980年代曾經面對的問題。如果我們拿不出一個恰當的匯率政策來進行匯率的調整，就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轍。因此，我希望國家能選擇出一個最適合我們現狀，能保證今后發展，而且也有一個良好的對外關系的匯率制度。
不過不管怎樣，我們有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那放著，是我們穩定國際收支的定心丸，因此關于貨幣危機方面不是主要問題，其他方面的問題可能會大一些。
《商務周刊》：您提到了資本市場的危機，現在中國股市正在遭受千點的打擊，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中國資本市場當前的危機？
王大用：資本市場的危機，很多國家都發生過，遠的是1929年開始的世界范圍的大危機，近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國家的股災。它對金融系統的擾亂、對經濟活動的沖擊，都是相當大的。資本市場發生危機的最直接原因是投資者信心的喪失，所以無論是長期的措施還是短期的應對辦法，維持、保護投資者對資產市場的信心都是關鍵，這是原則性問題。講一千條說一萬條，如果讓投資者信心喪失，資本市場就會發生危機。
《商務周刊》：我們現在恰恰是對投資者信心維護不夠。
王大用：這就看研究和決策者能不能全盤考慮問題。比如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提高監管的法治化，強迫上市公司加大透明度等，這些措施從長期看都是必要的，它是長期維護投資者信心的基本要素，但如果在一個時期在處理一些問題的時候，“只抓一點，不及其余”，那就有可能使投資者喪失信心。我們股市的長期低迷，跟我們在解決一些長期性問題時對短期內投資者信心的保護重視不夠有很大關系。
當前，證券公司不良資產和挪用客戶保證金等問題，都是因為過去內部風險管理不到位，不能解決就不能長久維持投資者信心。包括解決股權的分置，這些從長期來看都是維護投資者信心的措施。但是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喊得多，但沒有準備好，加大了投資者對市場表現的不確定預期，時間一拖長，導致投資者信心喪失，就會使眼前的股市發生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有一種兼顧長期和短期、兼顧眼前和未來的管理技巧。
我的觀點是，維護投資者的信心是防范資本市場危機的基本原則。在解決問題時要保持工作的全面性，比如在解決券商問題的時候，要避免大量券商的倒閉破產，因為市場不能缺少他們作為機構投資者的角色和中介的角色，解決上市公司質量問題也是這樣，它是一個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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