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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元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到去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而為索回這1000億元欠薪，整個社會需要付出至少3000億元的成本。這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在一份調研報告中得出的結論。專家評價這是一份十分“寫實”的調研報告，對農民工討薪維權成本進行調查，其用意不僅在于從一個角度勾勒出農民
工維權步履維艱的現實困境，其根本出發點是為了破解農民工欠薪難討的制度癥結。(新聞詳見6月9日《中國青年報》)
為討回1元錢，竟要付出3元錢的代價，這樣高的代價提醒我們，不可滿足于追討欠薪的部分成績，而要認認真真地思考一個問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成本為什么如此之高？
調查顯示，農民工討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明里一本賬是，就算農民工兄弟拿回了1000億元欠薪，背后一本賬卻是，政府、全社會包括農民工自身需共同支付3000億元巨額成本。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支出遠大于收益”就停止討薪風暴，讓農民工兄弟的血汗錢打水漂。如果行政力量不介入，欠薪的死結越打越大、越擰越死，那么，農民工可能連這1000億元也難討回，他們對法律公正和社會公平的信心將可能被侵蝕，社會將可能為此付出更高昂的代價。
對于這一“收支嚴重不平衡”的正義實現路徑，到底該如何解讀，筆者以為，它至少蘊含了以下兩方面信息：一是高成本是日積月累堆積而成的。欠薪現象并非近年才有，纏繞于部分行業的欠薪鏈，由于曾經的不夠重視、相關職能部門的瀆職，以及行政監督和執法力量長期缺位而打成死結，導致今天解決起來代價過高。二是維權高成本反映了制度的滯后。為了要一個處理結果，農民工往往要到有關政府部門跑幾次甚至十幾次。程序過于繁瑣，時間過長，而且付出巨額成本后，許多權利仍可能得不到維護，甚至討回的工錢不能彌補其維權過程中的付出，使很多農民工不愿通過勞動監察、勞動仲裁及訴訟等合法方式解決勞動爭議。不時出現的“暴力討薪”，也反映了弱勢者的脆弱和無奈。
一個好的制度，可以大大降低社會運行成本。因此現代公共管理學認為，制度就是效益，制度就是保障。1:3的不對稱比例，可以看做公共機制在民工討薪中所支付的制度成本。如此高昂的制度成本和社會成本已向我們發出警示：構建市場信用機制，完善工資支付的法律法規，加強勞動監察執法，已迫在眉睫。如果制度不建立，或者制度不能發揮有效作用，即抵達公平正義的路障不排除，則我們可能永遠無法以低于1元錢的成本，討回1元錢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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