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新變化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

　　(北京大學 100871)

　　內容提要：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發展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在世界經濟的舞臺上，我國已經實現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轉換。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金融在 開放背景下成為經濟發展中最為活躍的亮點，并且與國際金融體系息息相關。對于未來我國金融業發展來說，改革和開放是其前進的兩個輪子。一方面，WTO加快了我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與發展：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在積極穩妥中有序進行；證券業的對外開放與市場制度完善交織在一起；而保險業的對外開放則后來居上，態勢強勁，為我國金融市場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另一方面，中國金融業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將不斷通過改革促發展。改革的內容既涉及金融業整體競爭力的提高，也涉及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的完善，還涉及金融監管的思路調整。

　　關鍵詞： 對外開放 金融 市場

　　以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契機，我國打響了全面跨入市場經濟體系的攻堅戰。加快融入國際市場化經濟體系而不是閉關自守，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如今，作為包括WTO在內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的重要成員國，在享受權力、為自身發展贏得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同時，我國也積極信守承諾，履行自己應當承擔的義務與責任。而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對外開放更是首當其沖。

　　一、中國在對外開放中走向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心

　　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我國經濟發展依靠的基本是計劃體制，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遠遠沒有釋放出來。與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相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見表1)，1980年我國經濟總量大體相當于美國的14.9%，日本的40.2%，印度的96.6%，德國的54.1%，法國的78.1%，英國的86.3%以及意大利的77.5%。但是在此之后，中國在經濟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式的變革，廣泛涉及國有企業、農村經濟、價格體系、對外貿易以及財稅金融體制。與之相對應，1978～2004年我國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5個百分點，表現出驚人的增長速度。經過1/4個世紀的發展，2004年我國經濟總量已經大體相當于美國的61.9%，日本的191.4%，印度的223.3%，德國的298.2%，法國的413.7%，英國的415.2%以及意大利的436.9%，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換句話說，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我國已經實現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角色轉換。

　　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是伴隨著經濟發展同步進行的。1978年，我國基本應當被看作是一個封閉經濟體。當年我國進出口總額甚至不及同期GDP的1/10，而且貿易收支表現為逆差。為了鼓勵出口，在當時計劃色彩還非常濃厚的年代，出口計劃相當重要。不管國內條件如何，美元計價的出口計劃額總會不斷上升。即使虧損外貿公司也要完成出口任務，并且虧損由政府給予補貼。

　　1994年以后，我國的對外經濟交往活動發生質的飛躍。由于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國內需求不旺，出口增長率超過進口增長率，1994年貿易盈余53億美元。為此，政府取消了國內外貿企業的指令性計劃。外貿企業不再不計成本出口并等待政府給予補貼，利潤動機成為出口決策的主要因素(易綱，2000)。此后，雖然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總量的比值隨年份變化有所波動，但總體呈現上升趨勢。

　　2004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高達11547.4億美元，貿易順差319.8億美元，順差規模為199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外貿依存度達到70%。與此同時，實際利用外資也達到606.3億美元。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外匯儲備規模不斷上升：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1.67億美元，2004年則高達6099億美元，我國已經從改革開放之初外匯資金極度匱乏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外匯儲備第二大國。

　　總而言之，經濟總量與世界大國逐步接近、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的事實充分表明，我國在國際經濟社會的重要性已經不容忽視。

　　二、金融在開放背景下成為經濟發展中最為活躍的亮點

　　對外開放政策增強了我國經濟的總體實力，使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中扮演重要角色。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我國金融領域的發展又成為世界經濟舞臺中心內的亮點。

　　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其商業銀行業務由新成立的中國工商銀行和其他專業銀行接管。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使銀行系統的行政功能與商業功能相分離(易綱，1996)。此后，從中央銀行中又先后分離出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和中國銀監會三大金融監管機構。實際上，我國金融監管力量之所以不斷得到充實，很大程度是與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密不可分的。目前，我國金融體系框架的內涵已經成為包含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監管當局、金融法規和金融政策在內的系統。

　　我國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金融資產數量也隨之上升。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資產的快速增長。1978年，我國廣義貨幣與經濟總量的比值只有32%，特別是與日本相比，當時的貨幣化程度還十分有限。此后25年，我國出現了世界罕見的廣義貨幣的持續高速增長，1978～2004年廣義貨幣M2增長率為22.5%，以致M2/GDP比例早已超過日本，高居世界之首。根據目前可得統計數據進行測算，2002年我國貨幣化程度(M2/GDP)比例為176%。與此同時，市場導向型金融體制國家美國M2/GDP比例只有69.4%，即使是在銀行導向型金融體制國家日本，相應比例也不過134%。此外，作為最近幾年經濟增長較為快速的俄羅斯和印度，相應比例也僅有26.24% 和65.2%。

　　當然，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全部并不完全體現在貨幣領域。盡管現時階段證券市場的成長遇到一定困難，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差距，但如果我們從歷史角度考察這一問題時，其在發展中取得的成就仍然值得肯定。2003年，我國股票市價總值/GDP比例為36%，而從歷史高點2001年來看，這一比例一度曾經達到54%。在債券市場，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是我國發行和存量規模最大的兩類債券。統計數據表明，1995年以后這兩類債券占GDP的比例始終不斷上升，到2003年，國債/GDP比例達到19%，政策性金融債/GDP比例達到10%。總而言之，雖然目前我國證券市場規模仍然相當有限，但是已經邁出了從無到有的關鍵一步，并且正在朝著更高發展層次不斷邁進。

　　金融市場規模迅速擴大以及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越來越使我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金融政策息息相關。一方面，特別是在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條件下，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情況變化，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以便采取相應對策。例如，由于人民幣升值壓力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存在，在美元利率維持不變的條件下，提高人民幣利率勢必增加升值壓力。2004年6月以來，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連續6次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從1%上升到目前的2.5%，其它期限美元存款利率也會相應向上調整。實際上，這一舉措為我國利率政策發揮作用釋放了很大空間。

　　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總量不斷增強，我國宏觀經濟走勢越來越受到世界關注，貨幣政策承受國際輿論甚至是政治壓力也在所難免。由于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我國也很快成為世界原材料的重要消費者。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石油、鋁、銅、鎳、鋼鐵、煤炭和水泥的消費分別占全球消費的7%、19%、20%、21%、25%、30%和50%(見圖2)。中國對鋼鐵的需求超過了美國和日本需求的總和，而中國對銅、鎳、鋅、鐵礦沙和水泥的需求也都超過美國。根據估計，2004年中國對鋁的需求占了全球的五分之一，2005年則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鋁消費國。在這樣一種發展態勢下，由于2004年我國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部分外部需求大幅削減，以致全球經濟都隨之“打噴嚏”。顯而易見，當我國借助貨幣政策調控經濟時，不但要考慮其它國家對自己的影響，也要考慮本國對其它經濟的作用。

　　三、改革和開放是中國金融業前進的兩個輪子

　　(一)WTO是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重要里程碑

　　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是我國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長期來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并最終融入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巨大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加入WTO以后，我國金融對外開放有了明確的時間表(見表4)，開放步伐被大大加快，金融業發展速度也明顯加快。

　　1.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步伐在積極穩妥中邁開

　　在銀行業對外開放方面，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我國始終堅持穩妥有序原則，逐步擴大開放范圍，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也相應處于健康發展狀態。

　　從外資銀行經營地域范圍來看，2004年12月11日之后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已經擴大到昆明、北京、廈門、西安、沈陽，使開放人民幣業務的城市從13個增加到18個。其中西安和沈陽經國務院批準，提前至今年開放，其目的在于促進外資金融機構更好地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特別是為我國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的實施提供支持。

　　從外資銀行機構數量和資產規模來看，截至2004年10月末，共有19個國家和地區的62家外資銀行在我國設立了204家營業性機構，其中105家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除營業性機構外，外資銀行類機構在我國還設立了223家代表處。可以說，這些外資銀行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截至2004年10月末，在華外資銀行資產總額659億美元，比1999年增長110%，約占我國銀行業資產總額的1.8%；貸款余額315億美元，比1999年增長41.6%，2004年1～10月累計實現盈利2.1億美元。除此之外，我國已有9家中資商業銀行獲準吸收境外投資者入股，兩家外資汽車金融公司開業、兩家籌建。

　　總而言之，無論從外資銀行經營范圍還是經營規模上看，外資銀行對我國金融市場都已經有了非常廣泛的參與。隨著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外資銀行機構數量和資產規模還會不斷增加，成為我國銀行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承認，作為國有商業銀行以及其它所有制商業銀行的必要補充，外資商業銀行在促進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2.證券業對外開放伴隨著法律制度的完善

　　與銀行業相比，我國證券市場起步較晚。上海和深圳兩大證券交易所建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幾乎滯后于銀行商業化改革10年。我國證券市場存在制度缺陷，這幾乎是公認的事實，而且已經成為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攔路虎。因此，我國證券業的對外開放首先離不開制度完善，并最終與國際市場慣例接軌。

　　為了促進證券公司的規范發展，保障證券公司股東、客戶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維護證券市場的安全與穩定，中國證監會先后分別于2001年1月、2001年12月和2003年12月頒布《證券公司內部控制指引》(修訂版于2003年12月頒布)、《證券公司管理辦法》和《證券公司治理準則(試行)》。與此同時，為了避免上市公司存在的關聯交易和公司治理不規范問題，加強信息披露，保障投資者權益，中國證監會先后分別于2002年1月和2002年9月頒布《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

　　隨著證券市場法制的不斷完善，為了提高我國證券業對外開放的水平，證監會于2002年7月頒布了《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和《外資參股基金管理公司設立規則》。此后，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證監會又于2002年頒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標志著QFII機制正式啟動，中國資本市場將正式向外資開放。

　　根據相關統計，我國已經批準設立5家合資證券公司，11家基金管理公司。在人民幣特種股票(B股)業務方面，外國證券機構已經可以不通過中方中介，直接從事B股交易。2003年5月，瑞士銀行有限公司(UBS Limited)、野村證券株式會社(Nomura Securities Co., Ltd)獲得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這是QFII制度實施以來，中國證券市場首批獲準進入的境外投資機構。該年7月，“QFII”A股第一單由瑞銀華寶完成，標志著外資正式進入A股市場。截至2004年10月，獲得QFII資格的機構數量已經達到27家，投資額度達30億美元(見表5)。此外，中國境內發行H股的企業已有105家，累計籌資達320億美元；紅籌股公司76家，累計籌資470億美元。這些公司通過境外上市，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增強了國際競爭力，為境內上市公司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

　　3.保險業對外開放后來居上，態勢強勁

　　我國保險行業仍然屬于新興行業。2004年我國保險深度(保費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4%，保險密度為(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保費收入)332元。就保險深度而言，2003年南非排名世界第一，達到15.88%，而工業化國家保險深度的平均水平為9.2%，大約是我國的2.7倍。例如美國為9.61%，日本為10.81%。就保險密度而言，我國與世界發達水平更加相去甚遠。以2003年保險密度排名世界第一的瑞士來看，當年相應指標達到5660.3美元，而工業化國家保險密度平均為2764美元，大約是中國的68.9倍。例如，美國2003年的保險密度為3637.7美元，日本為3770.9美元(Birkmaier & Codoni, 2004)。所有這一切，意味著我國保險業將有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而積極開拓保險業的國際合作，將先進保險技術與資本引進國內，也是我國保險行業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工作。

　　最近幾年，我國保險業開放呈現加速發展態勢。第一，自中國保險業開放以來，外資保險公司業務發展迅速，保費收入逐年增加，1999年外資保險公司保費18.2億元人民幣，2003年增長到67.3億美元，5年增長2.7倍。第二，資產規模不斷擴大，1999年外資保險公司總資產只有44億美元，2003年增長到197.8億美元，5年增長3.5倍。第三，市場份額在一些區域不斷增加，在對外開放較早的上海和廣州地區，外資保險公司市場份額已經超過10%。截至2003年底，共有39家外國保險公司在華開設了70家營業性機構，124家外國機構在華設立了187家代表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進入2005年以后，外資開辦保險機構將不再有地域限制。此外，中資保險公司也積極尋求國際合作，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海外上市，極大增強了自身資本實力。

　　4.對外開放為我國金融市場發展注入活力

　　勿庸置疑，外資金融機構廣泛參與國內金融市場競爭，對于打破金融壟斷，提高金融效率，惠及消費者是非常有利的。在我國銀行業，存在著以工、農、中、建為首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帶來的銀行集中度高問題。研究結果表明(秦宛順，歐陽俊，2001)，即使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規模最小的建設銀行，1999年其在銀行業總資產中的份額竟也高達16%，而我國12家中型商業銀行合計資產份額才不過10%。研究結果也表明(葉欣，郭建偉，馮宗憲，2001)，1996～2000年中國銀行業在總資產和收入兩項上HHI指數 超過1800，屬于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因此，正如在Beck, Demirguc-Kunt & Maksimovic(2003)對銀行集中度問題的跨國研究 中所看到的，在各國銀行業的橫向對比中，目前我國銀行業集中度仍然位居世界前列。

　　當然，我國金融市場集中度高決不僅僅存在于銀行業，保險業也存在類似問題。在壽險市場，作為兩大巨頭，2003年中國人壽和平安人壽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3.82%和19.56%；在財險市場，中國人保始終處于絕對領先地位，2003年市場份額66.8%。

　　目前，仍有部分人士擔心外資金融機構特別是外資銀行提供金融服務會威脅國家金融安全，認為金融業必須由本國企業主導。但是世界各國經驗充分表明，國家的金融控制力主要體現在金融市場的清算、登記、托管和交易系統上。只要國家牢牢控制這些系統，就可以隨時獲得貨幣流向、股票和債券市場的信息，從而保持金融控制力。而且，我們也沒有理由懼怕外資金融機構進入零售市場。由于投資零售市場類似于直接投資，外資銀行用真金白銀建立起來的零售網絡是固定資產，不易撤走，有利于開放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易綱，2003)。

　　外資金融機構進入的意義并不局限于國內金融市場壟斷格局的打破。它們還帶來充裕的資金、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方法，為我國金融業提供了合作伙伴和學習榜樣。通過密切與外資金融機構的聯系，我國金融企業的資本實力得以充實，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大為增強；通過密切與外資金融機構的聯系，我國金融企業開始逐步建立科學合理的法人治理結構，形成完善的制衡約束機制；通過密切與外資金融機構的聯系，大量優秀人才和成熟的投資理念被逐步引入，優化了我國金融行業的整體素質，提高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二)改革是我國金融業發展的根本動力

　　前文我們已經提及對我國金融發展起推動作用的一只輪子——對外開放，而在這里，我們將提及起推動作用的另外一只輪子——改革。事實上，擴大對外開放和加入WTO的過程中，在我國政府對外作出一些列承諾之前，首先需要在國內相關部門之間進行艱苦協調和博弈，這些承諾本身就是國內體制改革的具體步驟。因此，未來我國金融業改革的內容既包括為兌現承諾作出的調整，也包括為適應這些承諾作出的調整，還包括按照自身發展需要作出的調整。總而言之，中國金融業將在對外開放過程中，不斷通過改革促發展。

　　1.注重根本提高我國金融業的整體競爭力

　　面對未來我國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我國金融機構需要具備足夠的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勿庸置疑，提高中國金融業整體競爭力的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抓住問題的要害。在銀行業，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產規模龐大，解決好它們的問題，將有助于我國銀行業總體競爭力的根本提高；由于農村信用社數量繁多，處理好它們的問題，將有助于提高我國廣大地域范圍內的金融安全，推動農村經濟的蓬勃發展。

　　2003年12月30日，中國政府分別為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注資225億美元，拉開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多元化改革的序幕。事實上，在此次改革中間，中國政府采取了多種有力措施：第一，通過注入資本金和發行次級債等方式補充資本金；第二，核銷歷史上的累計損失；第三，進一步處置不良資產；第四，進行徹底的內部改造和重組。為了更好地推進這輪改革，國務院專門成立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領導小組，為改革的順利推行提供了機構保障；更加注重提高信息透明度，通過足夠透明、高質量的信息披露，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建立信心；更為強調市場化的改革模式，不良資產進行剝離時，基本是按照市場原則估價進行剝離的。

　　2003年7月，國務院下發了《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按照股權結構多樣化、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原則，根據不同地區情況，分別在8省市進行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國家不但為這項改革提供了巨額資金支持，還在財稅政策等方面對農村信用合作社給予政策優惠。在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基礎之上，2004年8月又將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范圍擴大到29個省(區、市)。試點范圍擴大以后，工作內容也有了新的不同：一是以法人為單位，改革農村信用社產權制度，明晰產權關系，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區別各類情況，確定不同的產權形式；二是改革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將農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級政府負責；三是轉換農村信用社經營機制，改善支農服務。相當程度得益于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的成效，2004年中國農村信用社(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全行業首次實現了年度統算盈余，并且盈余面達到81%。

　　需要附帶指出的是，作為國有商業銀行的有益補充，積極發展民營銀行也是非常必要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明確提出，“鼓勵社會資金參與中小金融機構的重組改造。在加強監管和保持資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穩步發展各種所有制金融企業”，此外，許多學者也曾就民營銀行準入問題進行呼吁，但仍然只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真正屬于民營銀行范疇的全國性商業銀行僅有民生銀行一家。顯而易見，民營銀行準入問題應盡早納入議事日程。

　　雖然上面論述一再強調了中國銀行業改革，特別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重要性，但這決不意味著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就不需要改革、不需要發展。相反，過分依賴銀行市場，出現證券和保險業的短腿，只能導致直接融資比例過低，貨幣化程度(M2/GDP比例)過高；只能更加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風險分散，加劇銀行業的內部安全隱患。

　　2.改善我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

　　完善我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改革利率體制和匯率體制是兩個關鍵環節。早在1993年，我國就已經提出利率市場化的構想，并且從1996年開始逐步推進。目前為止，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實質進展。因此，完善我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適應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需要，很大一塊任務已經壓到匯率體制改革上來。

　　事實上，我國匯率體制改革同樣已經走過相當長的時間。1996年，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但出于審慎原則，我國資本項目下仍然沒有完全放開。與此同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為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穩定作出犧牲。從那時起，我國匯率波動幅度也進一步變得窄小，始終維持在8.2765～8.28人民幣兌換1美元的水平，波動幅度不足萬分之五，1994年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實際已經演變成為固定匯率制度。

　　2003年我國為銀行注資450億美元，當年外匯儲備仍然上升1168.44億美元，而2004年外匯儲備更增加2066.81億美元，為歷年外匯儲備增加之最。由于維持相對固定的匯率，外匯占款上升導致基礎貨幣投放過多，給貨幣政策操作帶來很大困難。此外，偏離均衡的人民幣匯率也導致了我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的傾斜以及向沿海地區經濟的傾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經濟結構的扭曲和社會福利的損失。更為重要的是，隨著進一步引入國際資本和國際競爭，中國不可能永遠實行資本管制。經驗表明，對資本自由流動的開放型經濟而言，只有實行浮動匯率，才能保證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穩定性。因此，我國實行完全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匯率制度將是大勢所趨，而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也只是一個時機選擇問題。

　　當然，逐步擴大匯率浮動范圍也是伴隨著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改革進程進行的，并且同時構成我國匯率體制改革的完整內涵。目前，我國資本帳戶開放的進程已經啟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43個資本帳戶交易項目中，我國實現可兌換的項目有8項，例如居民和非居民之間的商業信貸、非居民對內直接投資等等，占18.6%；有較少限制的有11項，占25.6%；有較多限制的有18項，占41.9%；嚴格管制的有6項，占13.9%。鑒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中國開放資本項目的過程必須積極穩妥。成功開放資本帳戶的前提條件包括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健康的微觀經濟基礎、經常項目平衡、外匯儲備充足、匯率水平均衡、國內金融體系穩定、金融監管體系完備等。目前，我國在微觀經濟基礎、金融體系穩定和金融監管上還有很多不足。因此，我國外匯體制改革應伴隨這些矛盾的化解而逐步實現，穩步推進，提高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位置和地位，爭取早日實現人民幣可兌換。

　　3.金融監管要在變化了的金融環境中不斷調整思路

　　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給監管工作帶來了挑戰。為了適應這些新的變化，金融監管需要不斷開拓思路。首先，要從傳統的以行政管理為依托的監管體制向依據審慎監管原則確立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轉變。在過去的金融監管工作中，我國監管當局能夠運用法律、政策，通過采取直接的行政性控制手段，實施嚴格的風險控制，對于我國金融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模式同時也大大損害了金融機構的自主創造性和競爭力，即“風險沒小，效率卻低了”。實際上，效率與風險是辨證統一的。沒有效率、缺乏競爭力的金融機構最終會出現生存危機，而不注重風險防范的金融機構也很難與效率掛鉤。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世界金融監管開始向審慎性監管過渡。它鼓勵金融機構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強化信息披露制度，重視通過市場機制發揮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和制約作用，使提高效率與加強安全被有機結合在一起。勿庸置疑，金融監管理念的這一變化，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其次，應當強調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我國現階段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制度。中國人民銀行專司貨幣政策制定，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分別監管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與此同時，在未來國際甚至國內金融市場中，混業經營將變為一種潮流。當然，分業監管模式與混業經營模式并不矛盾。只是為了避免監管領域出現真空，致使被監管對象有機可乘，以及為了避免監管工作出現重復，造成不必要的額外監管成本問題，尤其應當特別強調人民銀行和三大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配合。幾大部門不但可以考慮定期召開聯席協調會議，就有關重大問題進行磋商，建立諒解備忘錄，而且在日常工作中還可以考慮相互提供服務、聯合進行檢查，甚至通過互換工作人員等方式加強合作，保障信息流暢，提高監管效率。

　　再次，金融監管不但應當立足國內，而且也應主動適應變化了的世界潮流，向監管國際化轉變。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出現了大量跨國金融服務集團，使世界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和依賴性不斷加強。與之相對應，各種金融風險在國家之間相互傳遞、相互擴散也就在所難免。換句話說，金融國際化的客觀要求必然導致監管國際化。如果各國監管措施出現非一致性，就會引起大量資金在世界各國之間的投機轉移，影響國際金融穩定。為了妥善處理這些問題，我國金融監管必須按國際慣例，對外資金融機構及我國設在海外的金融分支機構業務活動實行嚴格與規范監管；加強國際合作，不僅應當強化與各國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溝通，而且應當學習其它國家的先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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