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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為什么難得看見把城市命運寄托于個別企業家資源的情形？為什么TCL和春蘭的所在地政府要做得好許多？而綿陽政府與長虹之間的那種關系為什么在我國東北和西部卻屢見不鮮？
撰稿／高小勇
剛剛過去的那一年，最后一個月的28日，四川長虹發布了預虧公告。因應收美國APEX公司賬款余額4.675億美元無法全額收回，預計最大計提金額3.1億美元左右；另外，委托南方證券國債投資金額1.8億元左右也當壞賬損失作全額計提。簡單計算長虹壞賬損失計提將達到27億多元人民幣，形成2004年巨額虧損。
由此而深感寒冷的，我想——絕不僅僅是長虹的上下員工、投資長虹的股民和中國證券市場。我想，還有那座簇擁在長虹四周的城市。
長虹與綿陽的唇亡齒寒
綿陽——長虹所在的城市，就GDP而言，它排名中國西部城市第五，緊跟在四大城市——重慶、西安、成都、昆明之后。而在過去十多年中，長虹對綿陽貢獻了綿陽市工農業稅收的40%，平均每年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二以上來自長虹。這是綿陽市統計局局長李德勝對媒體的講述。
我簡單查了一下，盡管數據不全，但基本可以大致看清綿陽這座城市在經濟上與長虹的緊密依賴關系。1999年全市GDP總值311億元財政收入28.5億元；2001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已達329.8億元財政收入26.6億元；2003年綿陽市國內生產總值實現396.6億元財政收入30.8億元。而1998年的長虹繳納利稅23.28億，2000年長虹繳納利稅7.8億元。可以這樣粗略地講，1999年以前的十來年里，綿陽每年掙的錢一多半是長虹給掙的，財政每花10塊錢，有近一半是靠長虹利稅埋單。
據媒體引用綿陽市統計局的一位知情人士的話說“長虹是這座城市啟動的引擎，真正的啟動是在90年代”。上世紀的最后10年，是長虹大發展的10年，也是綿陽騰飛的10年。
長虹與綿陽這座城市在經濟上唇齒相依關系，自然也會反映在政治層面上。十幾年來綿陽有一位市長，一位書記，另有一位副市長出自長虹。上世紀80年代老市長、就是原長虹廠長王金城；剛剛遭遇審查的前市委書記、就是長虹車工出身的原長虹副廠長黃學玖；長虹現任42歲總裁趙勇，又是去年7月8日才空降到長虹的，在這之前是綿陽市副市長。有意思的是，趙勇是輾轉而來的，在當副市長之前又是長虹的一位執行總裁，2001年6月因與復位的倪潤峰志趣不同，有嫌隙辭職，而就任副市長的。
長虹和綿陽的政商親密，有個故事可讓人一葉知秋。2000年春節，有一件事讓長虹很多在外征戰多年的銷售人員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年主政的趙勇親自到成都雙流機場迎接他們回廠，并以紅地毯鋪地，接回綿陽；注意，在前面開道的是警車。
火車站的故事
考慮到讀者并不是政府的經濟官員和經濟學者，為讓讀者能把長虹與綿陽唇齒相依關系理解得更真切些，我講幾個細節。
2003年7月的《四川日報》以“長虹出口帶活綿陽車站”為題報道說：“上半年，綿陽車站克服非典帶來的影響，利用長虹外貿出口的高峰時期，實現了路企雙贏。面對長虹出口給今年運輸市場帶來的巨大份額，綿陽車站經過分析核算，對長虹整車運輸實行優惠15%，從3月下旬實施以來，長虹公司通過鐵路運輸穩中有升，裝車數較去年同期增加43.2%。扣除降價因素，運輸收入實際增長21.7%。針對長虹公司出口量大、集裝箱運輸多，利用鐵路集裝箱班列準時、快速、服務質量高的特點，6月以來，鐵路共組織開行長虹家電出口集裝箱班列28列1500余車，保證裝運長虹家電集裝箱班列正點開出。”
而就在一年多以后，綿陽車站卻因長虹遭受重創。《人民鐵道報》2004年12月28日的消息說，2004年對綿陽站來說，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年頭。因為長虹彩電出口受挫，有“長虹專運站”之稱的綿陽站，發送彩電的運輸銳減，比去年減少一半以上。
綿陽一家名為“資江電器廠”的企業，與長虹家電城一墻之隔，它和相鄰的兩家電容器廠一起構成長虹的三大電容器配套廠。據這家工廠的廠辦主任李先生對媒體說：“我們原是湖南省企業，每年供應長虹電容器6億只，為長虹遷到這里。”據說，像資江一樣，我國東部很多企業為就近長虹而遷來，有做包裝箱的，也有做包裝袋的，十幾家企業簇擁在長虹四周。
綿陽市計委副主任陳宏說，長虹由最初的一處廠區發展成為五處，極大地推動了綿陽市區的擴展；而在就業方面更是明顯，規模龐大的長虹，淡旺季職工人數平均超過3萬人，直接創造的就業占綿陽當地就業人口的5%至10%，如果算上資江等配套廠間接創造的就業，比例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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