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中國應以大國心態看待日本重新崛起

　  撰稿/曲力秋 (本刊駐北京特約記者)

　　寫在前面的話

　　10年前，我參與了建國以來第一次進行的“中國青年看世界”的調查，那一次的調查結果表明，在中國青年最討厭的國家當中，日本名列榜首。當時我就有一種預感，隨著中國 經濟的快速發展，中日這兩個恩怨相纏，遺恨難消的大國，其關系將變得前所未有的復雜和微妙。

　　在影響未來中國國際戰略格局的五大關系(中美、中俄、中歐、中日、中國和東南亞)中，中日關系處在最具爭議、摩擦最多、前景最不明朗的位置上。由于無法找到一種有效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留下的創傷，中日在各自崛起與重新崛起的過程中，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在難以抑制地回顧60多年前那段屈辱的歷史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在意識到，對于一個至今仍比我們發達得多的鄰國，選擇學習、借鑒與實干的方式可能會比簡單的仇恨要更具有實際意義。我們需要對日本右翼勢力的翻案活動進行毫不含糊的抨擊，我們也需要對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績有著清醒的認識和評價。

　　歷史和現實不完全是由理性組成的，但是，理性將引導我們把握歷史與現實。在中日關系問題上，尤其如此。

　　如果我們將目光穿透歷史那久遠的塵封，回首在過去的150年里中日兩國所經歷的不同發展軌跡，我們會聽到歷史給予我們的這樣的警示：

　　勿忘八年抗戰的艱苦卓絕；

　　勿忘是什么原因引發了日本侵華；勿忘當年日本為什么超過中國；

　　勿忘今天的日本在很多方面仍然比中國先進；

　　勿忘中國所需要的國際環境離不開與日本的合作；

　　勿忘中華民族離復興的目標還很遙遠。

　　引子：幾本解讀日本社會的經典之作

　　2004年2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應邀到日本進行為期2個月的訪問研究。第一次到日本的新鮮感和好奇心，使他萌生了“要寫一本解讀日本社會和民族心理的‘計劃外’著作”的念頭，而多年從事社會學研究積累起來的扎實的學術功底，又使得他能夠熟練地運用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去概括日本社會的一些“潛規則”。

　　“一般來講，人們總認為，與外國人相比，本國人對自己的國家和社會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實，來自異國文化視角的觀察，能夠跳出既定的分析框架，從一個全新的觀察和比較視角，來解讀人們已經習以為常、麻木不仁的日常事物，從而捕捉到一些發人深省的文化亮點。”

　　李培林的這種看法能夠從過去100多年里的國際學術著述中得到印證。19世紀30年代初，年僅25歲的法國學者托克維爾(C.A.de.Tocqueville)在美國訪問了9個月并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回國后，他寫成了《論美國的民主》一書，此書一經出版便引起轟動，成為美國人理解自身文化的經典范本。也就是從那時起，美國人第一次意識到，來自歐洲大陸的學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托克維爾從異國文化視角觀察到，美國人自己不以為然的隨意結社習慣，恰恰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市民社會基礎。例如，當出現一種社會需求或社會問題需要解決時，在英國是貴族出面，在法國是政府決策，而在美國一定會為此組織個什么社團來應對。托克維爾在書中關于美國民主前途的預測，關于美國北方和南方將來可能發生戰爭的預測，關于當時尚屬于墨西哥的得克薩斯將來必被美國吞并的預測，尤其是關于美俄兩國將長期對壘并形成兩大陣營的預測，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研究托克維爾的熱潮。”李培林說。

　　與《論美國的民主》較為相似的另一部著作，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刀》。

　　《菊花與刀》是一部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時，美國對日政策有兩大問題急需解決，一是日本會不會投降，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還要保留其天皇制。美國政府將這兩大問題交給了杰出的女人類學家潘乃德研究。這項研究于1944年完成，并在1946年以“菊花與刀”為名發表。《菊花與刀》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日本人甚至認為正是通過這本書他們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在這部給作者帶來盛名的著作中，潘乃德對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這樣的概括：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現出來。

　　潘乃德對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當時的美國政府作為政策選擇的依據，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戰后在美國的許可下，日本的確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戰爭罪責的顏面。

　　1958年，一個從美國中西部小鎮走入哈佛大學的青年學者傅高義(E.F.Vo-gel)，偕同他的妻子和18個月的孩子到日本東京，研究日本社會的家庭和精神健康問題，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兩年多后，他寫成了《日本的新中產階級》一書，該書成為日本人重新認識自身社會的經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義坐上美國的日本研究頭把交椅的基礎。

　　1979年，傅高義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該書伴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而使作者聲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囂塵上的時候，泡沫破滅，股市、房地產暴跌，日本從此進入連續十幾年的經濟停滯和衰退期。面對多方面的責難，2000年傅高義又寫了新書《日本仍是第一嗎？》。書中歷述了當年的研究過程和判斷的依據，他解釋寫那本書的目的是想告訴美國人，在有些方面應當向日本學習，而且他從不相信日本當前的危機意味著幻滅。

　　“對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為方式的分析，似乎總是來自異邦的觀察顯得更為重要。這大概是因為來自異邦的眼光，可以把分析置于一種比較的框架中，找出獨特的東西。”李培林說。

　　或許正是借助于這種獨特的、比較的分析方法，李培林能夠在結束對日訪問之后，很快寫成了《重新崛起的日本》一書，這部著作雖剛剛面世，就被中日知識界譽為“一本繼《菊花與刀》、《日本第一》之后解讀日本社會的力作。”“是迄今為止，最為客觀、中性地解析中日之間是非恩怨的代表之作”。

  [1]  [2]  [3]  [下一頁]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