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中國應以大國心態看待日本重新崛起 (3)

　　2004年10月18日下午2時，沈陽市育才外國語學校，“遼寧省第9屆高中生日語大賽”正在緊張地進行。

　　比賽進入到自由問答階段，一位評委即興問道：“如果讓你在中國和日本之間架一座 橋，你會把這座橋架在哪里？”

　　一個女孩抬起雙眸，純真的臉上掛著陽光般的微笑。

　　“我會把這座橋架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心里”，她朗朗答道。

　　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不解之怨

　　歷史上曾經是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和屢次遭受過日本侵略的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對日本國民心態最為復雜的兩個國家。由于在過去的100多年里，中國曾飽受日本的欺凌、奴役和壓迫，不斷地簽訂各種戰敗割地賠款條約，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日本侵華戰爭，使兩國人民的心靈深處都蒙上了濃重的陰影。

　　1972年，中日邦交正�；�以后，兩國曾有過長達17年(1972-1989)的蜜月期，但在此后的10多年里，雖然兩國之間的經濟交往在不斷地增多，但彼此之間深層的心理情感芥蒂卻開始日益加深。

　　2003年，中日雙方的貿易總額突破了1300億美元，達到了1972年恢復邦交以來的最高峰，但與此同時，雙方輿論的惡化以及國民間心理上的不信任和互相蔑視，也達到了近30多年來的頂點。國內互聯網上幾乎涉及日本的任何一條新聞，都會招致網民們鋪天蓋地的嘲諷、譴責和怒罵，就連上海至北京高速鐵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線技術這樣的商業競爭，也招來海內外萬名華人簽名上書反對。

　　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們最弄不明白的是：“中國人為什么這么恨日本？”甚至在中國前任總理朱镕基訪日時，一位日本記者竟提出這樣的問題，日本謝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國滿意？

　　其實，中日兩國國民之間的心理芥蒂，正是起緣于兩國人民對當年日本侵華戰爭認識的差異。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二戰期間在亞洲的暴行，與德國納粹的種族滅絕主義絕無二致。但二戰結束后，德國全民懺悔，特別是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出訪華沙時，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令人心顫的一跪，在讓整個世界為之動容的同時，也讓同受戰爭創傷的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忿忿不平的感覺——日本從未對那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進行過認真的反省。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更是公開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把參拜首次變成政府行為。而從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先后四次參拜靖國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參拜一次”。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研究員金熙德認為，中日之間對歷史問題認識的差異絕不是一個主觀認識上的問題，而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日本在重新崛起的過程中選擇的一個戰略就是推翻二戰結論，目前日本主流執政勢力認為，如果二戰結論不推翻就不會有日本的重新崛起。

　　“這是中國不能容許的，二戰結論是一個不能逾越的底線，如果任其發展而中國什么反應都沒有，那有他們的崛起就沒有我們的崛起，中國的民族精神就永遠也起不來，這是一個沒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零和游戲�！�

　　此外，金熙德說，90年代以后，日本的和平主義退潮，年輕一代從未受過正確的歷史教育，他們對二戰歷史的無知是驚人的。他們認為中國人在歷史問題上太小氣，是造謠，中國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僅僅是表明了最低限度的立場而已。

　　“在日本，這樣的輿論已經做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在他的《重新崛起的日本》一書中指出，日本首相屢屢置亞洲各國人民和政府的憤怒與抗議不顧，堅持把參拜變為年度參拜的慣例，有其利益所在。李培林對此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一是“選票說”。這是日本媒體最通常的解釋，例如說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履行在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對“日本遺族會”和“軍恩聯”的約定，是為了在參議院選舉中確保靖國神社參拜派的選票。據說參拜派票過去有100多萬票，但隨著參拜派的高齡化，如今剩下不到50萬票。

　　二是“新民族主義說”。很多中國和韓國的學者以及輿論多持這種看法，即認為日本近年來經濟持續低迷，政府和民間都在尋找新的精神支柱，有別于舊的“軍國主義”的“新民族主義”開始抬頭，并且在民眾中有廣泛的基礎，政府也有意迎合這種情緒。

　　三是“政績形象說”。近幾十年來，日本政壇更迭頻繁，首相走馬燈似的換，一直都缺少一個鐵腕型的首相。日本民眾對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和“日本沉沒”的憂慮，使小泉敢作敢言的形象深得人心。小泉試圖在民眾中維持一個“普京”式的強勢首相的形象，他繞開涉及既得利益太深的痛苦改革，以安全戰略為突破口重振民心，希望樹立與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相當的政治和軍事大國的地位。小泉是冷戰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對美軍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屆內閣。

　　四是“社會換代說”。隨著時間的推移，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成長起來的日本新一代，已經成為日本社會各方面的中堅，他們沒有鄰國同齡人那種從父輩接受的對戰爭苦難的深刻記憶，也沒有對戰爭帶來的自身災難的恐懼，他們有的是對自己國家強大經濟地位的自豪與優越感，對中國不斷譴責和“厭日情緒”的增長感到厭煩和不滿，他們希望日本能夠確立新的國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擺脫戰后國際社會給予日本的限制，成為一個所謂的“普通國家”，在政治、軍事和國際聲望上，能夠具有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地位。在這種普遍的社會心態下，參拜靖國神社涉及的顯然就不只是50萬張選票的事。

　　中國的“仇日”與日本的“厭華”

　　使中國的“仇日情緒”和日本的“厭華情緒”發展成一種超越個人和階層利益的“社會心態運動”的，還有兩國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

　　筆者曾問過日本一家最有影響力報紙的駐京記者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媒體對于中國的報道十分友好，而90年代后，日本媒體對中國的批評報道開始與日劇增。

　　他的回答是，那是因為當時你們很弱小、貧窮，我們覺得應該幫助你們，所以，對你們報道的基調以友好為主�，F在我們是在一個圈子里了，所以對你們的報道也變得更加客觀。

　　應該說，他的話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在一個急劇變化的年代里日本國民心態的變化。

　　必須承認，在過去那段長達17年的中日關系蜜月期里，日本對中國所表現出的友好和幫助，的確有其實在的利益考慮，它希望在政治、經濟等各領域都能夠影響這個龐大卻貧窮的鄰居，但其中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純粹友誼的色彩。

　　李培林認為，正是國際輿論界現在經常談論的所謂的在亞洲“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沒”，對兩國國民心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20多年前，西方世界熱衷于談論“日本第一”、“日本模式”、“日本奇跡”、“日本可以說不”，現在，這些話題已被“日本的危機”、“日本即將沉沒”、“日本體制的僵化”、“日本將一蹶不振”等代替。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中國將是下一個超級大國”、“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等等開始成為西方媒體的熱門話題。

　　“這種反差對中日兩國國民的心態產生了強烈的刺激，并促成了一些浮躁情緒和不切實際的想法�！崩钆嗔终f。

　　在中國人看來，中國人終于可以揚眉吐氣了，不能再受一些日本人骨子里那種把中國人看成是劣等民族的窩囊氣。而日本的一些國民也認為，中國總體上還是一個貧窮、落后、愚昧的國家，不僅缺乏教養而且還不斷“窩里斗”，日本就是停滯不前50年，中國也趕不上日本；甚至還認為，中國歷史上就有強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實力很容易威脅鄰國。

　　這些心態是可以理解的，李培林認為，中國在長達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備受列強的凌辱，有著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體記憶，形成了強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視被人輕蔑的國民心態。而日本卻一再地觸動這根敏感的神經。日本歷史上在亞洲的稱霸和戰后在經濟上達到的令人驚訝的成就，也讓日本的國民的確抱著一種精神的優越感，并希望這種永不言敗的民族心態能夠成為使日本擺脫當前經濟低迷、重振日本雄風的精神支柱，他們對那些過去發展落后的民族現在卻在數落日本的態度，也感到深深的厭煩。

　　“中日兩國之間歷史的是非、恩怨、糾紛甚至誤解，需要交往、理解、溝通和時間來化解，并在現實利益均衡的基礎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動規則和相互關系。如何走出中日民眾之間互不信任的怪圈，是中日學者共同思考的問題�！�

　　但即使是在學者之間，認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距離。李培林強調。

　　日本，一個可以輕視的鄰居？

　　曾經有一段時間，北京的經濟學界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將來全球只要有3個經濟學家就夠了，一個懂美國經濟，一個懂歐洲經濟，還有一個就是懂中國經濟。至于日本，對不起，你可以不用管它了。

　　這段傳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股正在國人當中日漸彌散的盲目樂觀情緒。

　　中國正在快速崛起，當今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是近代以來的最好時期，而且勢必會越來越好，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只是部分事實。中國絕沒有強大到足以輕視甚至蔑視至今仍是世界第二號經濟強國——日本的地步。

　　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趙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從很多指標來看，中日兩國的差距依然懸殊，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要趕上日本不僅非常遙遠而且困難重重。

　　“我們總是在說這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有多么多么快，可事實上中國目前的GDP總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而只有1.3億人口的日本在戰后25年的時間里就成為全球第二號發達國家�！�

　　從經濟結構上來看，趙曉說，1999年，日本的三次產業結構比例是2：36：62，已是明顯的“后工業社會”。1975年，日本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員比率首次超過50%，這意味著早在上世紀70年代日本就逐步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中心的“后工業化”時代。而中國的三次產業結構在2003年是14.7：53：32.3，也就是說中國甚至還沒有完成從前工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過渡。

　　“按照國家統計局關于工業化的定義，一個國家工業化全部實現的標志，一是農業產值在15%以下，這條線中國可以說剛剛跨過；二是農業就業在20%以下，目前中國這一比例仍高達50%；三是城鎮人口比重須在60%以上，中國目前這一數字只達到40%，而日本早在195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達到38%，大抵與今天的中國相當�！�

　　趙曉進一步闡述道，日本的經濟實力既表現在國內，也表現在海外。中國近年來以引進外資多多為傲，然而日本卻是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達到3.2萬億美元，相當于2003年中國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業在海外的銷售總額為1.3萬多億美元，與中國的GDP相當。

　　“這樣一個強大的隱形的‘海外日本’，足以讓開放了20年才鼓起勇氣要‘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汗顏！”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淑英說，不能用中國增長的標準來衡量日本，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后發展效應在中國體現得十分明顯，而日本經濟卻是一個十分成熟的經濟體。

　　“2002年，日本一舉獲得了兩項自然科學諾貝爾獎，其中有一項特別需要引起中國的注意，那就是田中耕一獲得的諾貝爾化學獎。田中耕一是一家民間企業的技術人員。他的獲獎標志著日本的技術水平和經濟素質已經提高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日本企業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創新體系。”

　　張淑英說，在日本，民間企業獲得諾貝爾獎有其必然性，因為日本科技開發的主體是民間企業，日本每年的研究開發投資的60%以上來自民間企業。

　　相比之下，中國企業技術創新體系的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企業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斷向外企流失。有關統計顯示，在每萬名勞動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員數是全球之最，2000年為109.3人，高于美國的73.8人、法國的60.3人、德國的59.6人以及英國的54.8人。

　　以平常心看日本的重新崛起

　　正在崛起的中國與重新崛起的日本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安全防范問題等方面仍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很多摩擦甚至沖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日之間斗而不破、既合作又競爭的關系不會有太大改變。以何樣的心態看待與自己一衣帶水的鄰國的重新崛起，是擺在每個中國人面前的一道難題。

　　中國需要大國心態，金熙德說，中國強勁的發展勢頭，很容易讓人產生浮躁和非理性的心態。而“自大”與“自卑”之間，其實就隔一層紙，很容易互相換位。

　　“要以平常心來看待日本的重新崛起，最關鍵的是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我們還要做一些努力，把中日雙方存在重大分歧的地方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不要讓它擴大化，然后再擴大雙方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就像國企改革一樣，國有企業搞不好，就讓民營企業發展�！�

　　李培林認為，中國要把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帶入到一個生活無慮、繁榮安定的社會，必須放下擁有幾千年燦爛文明的架子，從文化、技術、制度等各個層面，學習世界文明中一切優秀和先進的東西。

　　“這一點，中國尤其要向日本學習，日本非常善于向歷史上比他們強大的對手學習，姑且不說歷史上日本人對中國隋唐文化的追隨，以及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的戰略選擇，僅看看二戰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國去，發現和尋找那個戰勝自己的國家憑借的是什么法寶，就能體會日本人的這種善于取他人之長補自身之短的精神。當年這些曾被某些西方學者譏諷為‘模仿之族’和‘技術小偷’的民族，現在沒有人再懷疑他們的技術創造力，因為日本的芯片掌握著虛擬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腦。”

　　趙曉認為，中國應該像日本那樣珍惜資源，高效利用資源。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價出賣資源所獲得。在這方面，日本比中國先進得多，以單位能源每千克油當量的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計，中國大約是0.7美元，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印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而日本同樣能源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卻高達10.5美元，為全球之冠，相當于中國的15倍。

　　“對待比我們強大的鄰居，光有滿腔的熱血是不夠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日本，仍是一個出類拔萃、在很多方面值得中國人學習和借鑒的一個國家，而中國，還只是一個剛剛恢復元氣，有著遠大前程，同時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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