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出低收入者無益城市認同

　　擁有600多年歷史的深圳大鵬所城的保護正面臨著這樣的難題：原有居民大量遷出，一些低收入外來人員租住在此，對原有建筑缺乏足夠的保護意識。12月13日《廣州日報》報道，世界銀行委派的專家日前來到深圳，提出了對大鵬所城的保護報告，一個“遷出低收入者，吸引高收入人群入住”的計劃被提了出來。

　　“一些租住人員對古城建筑缺乏足夠的保護意識，對居住地沒有認同感覺”，未必 不是事實，出于古城保護計，遷出這些低收入者也就理直氣壯。此事可能不會對低收入者的心靈造成嚴重傷害，反正到哪兒都是租房。我的關注在另一個層面上：城市何時才能喚起低收入人群的認同感？

　　城市認同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主體性依據、城市秩序的社會心理基礎、城市整合的文化可能。在某種前提下，不認同便意味著不合作或破壞。顯而易見，城市管理遠不止是對一座古城的保護，城市管理者固然有能力將非認同者遷出古城，但無論如何，他們依然在這個城市里帶著一種不認同的“偏見”生存著。難道我們能說，這一人群對城市的認同感，僅是古城保護所需要的，而不是城市現代化發展所需要的？

　　如何喚起包括外來人員在內的低收入人群對城市的認同感，是擺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時代課題。但從這個角度我們卻很難說，像這種將低收入者遷出古城的做法，是有利于提升他們的認同感的。“遷出”只會是管理方式上的一種回避，但其所表現出的卻是公共管理對低收入人群素質的不認同。

　　去除城市管理中對某個人群的不認同感，是提升這一人群對城市認同的前提。同時，城市在喚起低收入者的認同感方面，還需要做更多工作，如致力于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居住環境，滿足其權利期求，讓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務。

　　另外，為何在管理者看來，高收入人群一定具備相應的認同感？深圳的古城保護計劃也許已給出了答案。報道說，為吸引高收入群體，專家提議提升古城的現代生活設施，新建一些公共設施，如圖書館、體育館和活動中心等，并免費向公眾開放。同時，努力讓老房子適應現代化生活標準。由此，我很想知道兩個假定的結果：一個是，假如沒有這一系列措施，高收入人群會有多少認同意識？另一個是，假如在這一系列措施之下，即使居住者仍是先前的低收入者，他們會不會同樣樹立起對古城的保護意識？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足以讓我們找到提升各種人群認同感的必由路徑。

　　古城保護是必要的，但對城市管理者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升城市人群對其居住地的認同感，如何喚起人們對其生存與工作的城市的責任意識、公共意識、依戀感、歸屬感等，因為這一切關系著城市發展的未來。

　　□孫庚(湖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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