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大眾產生整體質疑 中國經濟學家請自愛一點

　　文／姜 波

　　社會大眾對經濟學家產生整體質疑，其核心恐怕在于他們在人格上是“獨立”還是“賣身”。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近日披露：在9月26日的一個“主題論壇”上，針對有人“上海 的商務成本如此之高，一般的老百姓和中小企業是否能呆得住”的疑慮，北京師范大學的李曉西教授認為，“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好事”，“我覺得這個東西(商務成本)不用太擔心”。而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博士更是出語驚人：上海的商務成本不斷提高，是一件大好事，土地和商品房就應該實現價值最大化，上海這種城市應該有較高的商務成本，“承擔不了這么高商務成本的(一般老百姓和中小企業)，你可以走開啊”。這真是有政府官員背景的經濟學家的發言？我瞪大眼睛，上下文貫通地仔細看了好幾遍，好像沒有看錯，也沒有什么曲解。

　　這是不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強盜邏輯？！我的城市，我的家園，融會了我的血脈和情感的棲息地，被有錢人看上了并把價格炒上去了，就因為我沒錢或錢少，就要被趕出去？就像當年北美的白人殖民者把印第安人趕入“保護地”一樣？

　　經濟學家，還有沒有起碼的社會良知？！

　　盡管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最近一再提醒媒體不要動不動就講什么“社會良知”，而且還“希望媒體真的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的社會責任和公信力”。

　　我置身于媒體之中，也深感現在媒體的炒作與媚俗的確需要好好地反思。不過，還是先說這位大名鼎鼎的張教授吧。他在“郎顧之爭”時并沒有“失語”，而是旗幟鮮明地認為企業家目前處于弱勢，企業家面臨的輿論環境是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

　　這話讓人不知該怎么理解。如果說那些在公共場合頻頻露面、財富越來越多并在不同程度上呼風喚雨的企業家們是“弱勢”的話，那么，普通的工薪收入者，甚至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倒成了“強勢”？張教授還很感慨地說：“但是非常遺憾，現在誰敢罵企業家，就認為這個人就是獨立的。”不過，張教授可能忘了，他自己也曾大罵過企業家。據萬科的王石在《財經時報》上透露，張維迎教授曾說中國的房地產商30％是大騙子，30％是中騙子，30％是小騙子，這使王石很是郁悶。不知這些房地產商屬不屬于張教授的“企業家”范疇？

　　張維迎教授對郎咸平先生要求“用數據說話”很是不屑一顧，因為在他看來，“對學術研究來講，邏輯比數字更重要。”不過，這個駁論似乎沒有什么力量。因為恐怕如我這樣的經濟學的外行人都知道，邏輯固然是重要的，但經濟學不是哲學，只有邏輯是遠遠不夠的。近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獎情況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當然，我也絕非無條件地推崇數理經濟學派或計量經濟學派。

　　記得張教授在一個系列訪談中曾石破天驚地講道：“所有的管制、審批制度解決之后，會產生多大的增長力量？我原來說國內生產總值可以實現增長率30％，我現在還要更加樂觀。”要讓人信服這樣一個重大的結論，恐怕不能僅僅只有“邏輯”吧？如果說分析全國情況有困難，起碼應該跟蹤一個省或者一個比較大的城市的10年、至少是5年的經濟運行實況，用事實和數據來說明解除了什么樣的管制，解放了多大的生產力，取消了什么樣的審批，促進了多快的增長。三年過去了，也許是我孤陋寡聞讀書太少，反正沒有看到張教授起碼的量化分析，還是邏輯來邏輯去；倒是“囚徒困境”和“胖子進門”的博弈圖解中的A或B，在張教授的文章中走來走去個不停。

　　我并不是對經濟學家有什么成見，也不是要迎合大眾輿論，更不是什么“憤青”，只是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現在的一些經濟學家(也許是少數？)越來越不自愛了。

　　眾所周知，經濟學是“顯學”，越來越強烈地滲透到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取得了越來越霸道的話語權。正因為如此，一些“知名”的、甚至“著名”的經濟學家三天兩頭就會冒出幾個來，新人嶄露頭角，長者老當益壯。他們頻頻出現在研究會上、電視節目上、報刊專欄上、規劃論證會上、企業董事會上。他們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或術語滿篇，出語驚人。可有多少是真才實學而不是鸚鵡學舌？有多少是真知灼見而不是葉公好龍？至于有沒有“紅包”作后盾，只有人家自己最清楚了。由這些人們所制定的城市長遠規劃，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嗎？由這些人們所提交的企業發展咨詢，能給企業帶來多大收益？無怪乎，清華大學的侯若石教授最近撰文，批評張維迎教授等人不斷發表維護高收入者和歧視低收入者的觀點，并認為他們販賣的是從西方搬來的落伍理論。

　　我有時納悶：這些人中有不少人擔任一定的行政職務和擔當一定的教學任務，還能三天兩頭去“趕場”，隔三岔五來“亮相”，難道他們是“超人”不成？他們哪還有時間搞調查研究、實證分析呢？現代國際經濟學界日益向數理方向發展、日益重視量化的實證(盡管其利弊正引起爭議)，難道我國的經濟學就能在清談中、在所謂的“邏輯”中實現創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兩名教授卡德和克魯格質疑實行最低工資會使失業情況惡化的權威論說，調查了400多家快餐店，才得出了實施最低工資后就業反而上升的令人信服的結論。東京大學教授藤本隆宏是哈佛大學博士畢業，為了分析中國制造業對日本的沖擊，在豐田、佳能、索尼等企業里的調查分析細致得讓人吃驚。難道中國的經濟學就可以例外嗎？當然，我估計在我國的經濟學界，也不乏一些扎扎實實研究學問者，不乏一些深刻犀利、見解獨到者。但這樣的學者和觀點確實是太少見了。

　　社會大眾對經濟學家產生整體質疑，其核心恐怕不在于他們宣講的是“干貨”還是“水貨”，而是在于他們在人格上是“獨立”還是“賣身”。記得在德隆王國大廈將傾之際，有經濟學家急急忙忙地辭去了獨立董事，使得人們對其長期以來是否“獨立”產生了強烈的疑問。有財經媒體將在大企業里擔任獨立董事的經濟學家名單列表公布于眾，一流的“腕”們幾乎全部囊于其中！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人們并沒有希冀我們的經濟學家像俄國19世紀的知識分子那樣具有深沉的殉道感，但是說句粗話，屁股決定腦袋，如果屁股坐在“利益共同體”的板凳上，還能有“獨立”的腦袋可言嗎？

　　我所尊崇的老報人范敬宜先生曾寫下經典名篇——《莫把開頭當過頭 莫把支流當主流》。歷史在曲折中前進。國企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不是所有的企業家都有“原罪”，并非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賣身”。但是人們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地方，資本與權力緊密結合的后果是，更加瘋狂地瓜分國有資產，更加無情地剝奪弱勢群體。如果知識精英再加盟其中，并提供理論上的支持，形成利害一致的“鐵三角”，將是非常可怕的。那樣的話，在中國的若干年后形成“寡頭”操縱國家經濟的局面，并非沒有可能。

　　“隨著生活節奏的越來越快，隨著社會心態的相對浮躁，一些經濟學家從‘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冬秋’的一個極端，走向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夜看盡長安花’的另一個極端。書齋式的經濟學家少見了，而‘前衛式’的經濟學家則太多太多。并不是說經濟學家不應該研究比較前沿的學問，可有多少人敢于沖出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軌道？有多少人像孫冶方先生那樣甘耐寂寞？像顧準先生那樣孜孜以求？像費孝通先生那樣扎實調查？國企改革是一個‘世紀難題’，有哪一個經濟學家在一個或多個國有企業蹲上幾年跟蹤調查嗎？不扎扎實實研究基本問題，不深入實際地調查研究，能產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嗎？”

　　四年前，我在“兩會”上就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幾個傳統經濟學難以解釋的深層問題請教幾位國內“一流”經濟學家，竟得到“小兒科”般的回答。在極度失望的心理中我寫下了上述的文字。文章見報后，據說還引發了一些“大腕”的強烈不滿，盡管為了減少刺激程度，編輯部把原文中“熱衷于什么幾板市場、什么獨立董事的人，能成為真正的經濟學家嗎”等段落已經刪除了。

　　可是四年過去了，我的失望心理卻越來越強烈了！我們的(不，也許應說是資本代言人的)經濟學家越來越不自愛了！

　　(編后：經濟日報社高級記者姜波先生的“經濟學家 請自愛一點！”一文中，對北京師范大學李曉西教授在一次論壇上的發言有所引用，并對李教授的觀點表示了批評。李教授后以《姜波先生，請讓我們共同自愛》為題撰文，對姜波先生的批評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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