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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筆者在《新京報》發表《大學應該培養而非招攬運動員》，文章的一些觀點受到徐友漁先生的反駁。在《大學招收運動員不能破壞社會公正》(11月30日《新京報》)中，徐先生的基本觀點是，大學招收運動員破壞社會公正，指出筆者津津樂道美國經驗，與中國的現實條件相距甚遠。筆者則以為，“國情”如今已經成了萬能膠。你只要一說人家有地方可學，馬上就會有人用這個萬能膠封住你的嘴。這才是可哀的地方。
徐先生說：“高等教育在我國是十分稀缺、引起極大競爭的資源。這種話題在美國不會引起激烈爭論，因為美國上大學很容易。”錯了。
美國在開始招收大學運動員時，高等教育也很稀缺。同時，我們現在的大學教育，比起上個世紀80年代來要普及得多。在稀缺的問題上，中美并非沒有可比性。
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徐先生所謂的“公平”問題。徐先生認為，衡量公平的標準，就是考試，還說這和科舉傳統無關。考試難道真公平嗎？
在高考的競爭中，那些富裕家庭的子弟，從小有資源上好學校、請家教，在高考中占明顯優勢。他們上了大學以后，在競爭中領先人一步，掙得比那些沒有上大學、上不起大學、甚至沒有資源準備上大學的人要多得多。而后者卻要通過稅收等形式，為前者的教育承擔部分費用。這叫公平嗎？
公平的原則有許多種。
比如，讓經濟弱勢的階層優先上大學，就是一種公平。讓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接受正常教育、但又為社會做出一定貢獻或犧牲的人(比如運動員)上大學，也是一種公平。
大學錄取真要公平，就得考慮各種因素。只是守著一個考試，最多只能說是片面的公平。事實上，美國的大學錄取，一直就考慮上述多種因素。他們不會拿一個從小上昂貴的私立學校、常青藤盟校的暑期補習班的學生的成績，和一個根本沒有這些機會的學生的成績相比。
考試這種單一的錄取標準，不僅不公平，而且對高等教育本身沒有好處。教育不僅僅是個文化課，還是年輕人之間分享人生經驗的機會。大學要鼓勵走不同生活道路的人在校園里匯合。大學錄取，不應該是僅僅把考分高的人挑出來而已，而是要看誰能利用大學這個機會，更充分地開發出自己的潛力，同時把自己的人生經驗貢獻給校園。徐先生說如果運動特長可以代替高考，“那么我們可以舉出無限種特長和能力，是在高考項目之外的”。在他看來，以這些特長代替高考是荒唐的。筆者的看法則不同。難道我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校園里領略同學身上的“無限種特長和能力”？有不同特長和能力的孩子聚在一起的大學，要比僅僅是有相同能力的孩子聚在一起的大學，在教育上更有創造性。
遺憾的是，徐先生似乎還生活在計劃經濟時代，說高等教育是“稀缺”資源。為什么不換一種想法呢？劉翔二十出頭，已經是一代人的象征，手里不僅握有巨大的經濟資源，還有巨大的象征資源。看看施瓦辛格，人家也是個運動明星，已經在統治加州這個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了。如果他不是在美國之外出生，將來很可能當總統。劉翔由于受的教育不多，目前還未必知道如何運用這樣的資源。但他作為一個公共人物影響社會的條件都在那里。我要是大學校長，就會在他身上賭一把，讓他在我的學校受到最好的教育，為未來更大的成功奠定基礎。而他如果真能由此成為更有影響力的人物，不僅社會受益，他可能還會回饋母校，教育的資源就會擴張，就會變得不那么“稀缺。”
筆者并沒有像徐先生說的那樣，動不動就不遵守規則，用自己的標準來代替。相反，筆者也主張對規則“一邊遵守，一邊爭取修改、完善。”
筆者堅信：高考應該借鑒美國大學錄取時的SAT那樣的智能測驗。分數只是一項重要的參考成績，但絕對不應該是惟一的標準。
□薛涌(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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