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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方華
每當看到查處紅包和回扣之類的新聞時，大多數讀者都會產生基本相似的矛盾心情：既欣慰，又狐疑。一方面，人們認為大力整治醫療衛生領域的不正之風完全是正確的，但另一方面，又懷疑所謂的“專項行動”能不能收到實效。
在現有醫療體制下，紅包的存在有著某種不言而喻的“合理性”。病人通過送紅包獲得了優質醫療資源和較好的服務，醫生則通過收紅包彌補了收入差距。雖然紅包的社會身份非常曖昧，但它“有效”地配置了醫療資源，起到了一個調節閥的作用。我們可以指責紅包敗壞了行業風氣，增加了病人的醫療負擔，加劇了醫患之間的矛盾，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什么有效的方法來替代紅包，完成資源配置和調節的作用。也正是由于這個緣故，衛生部門雖然采取了高壓態勢強攻紅包問題，患者卻并沒有感受到什么效果，紅包該送還得送，而且還得找熟人牽線，否則，“我怎么敢上手術臺”？
紅包問題是要查，但在結構性問題還不能解決的前提下，查處紅包要以理性的方式進行。目前的“專項行動”是把這兩個問題“打包”、一攬子治理的，這樣的做法類似于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僅混淆了問題的性質，也造成了對職業道德、行業風氣、體制矛盾和法治缺席的追問的紊亂。
首先，要把紅包和回扣問題區分開來、分頭解決。衛生領域的諸種弊端里，當屬回扣為害最烈。如果不出所料，在兩高即將出臺的司法解釋里，醫療回扣可能會被定性為商業受賄。一旦有了這個司法解釋，法律在衛生領域的軟弱形象將大為改觀，那些大肆收受藥廠回扣的局長、院長和醫生，將面臨著嚴厲的法律制裁，而不僅僅是內部追究。即使這個司法解釋暫時未能出臺，衛生主管機關也應把主要精力放在打擊回扣問題上。從已經暴露出來的情況看，回扣比紅包好查，整治效果也比較明顯，抓住一個線索，往往能牽出窩案來。只要衛生主管機關不護短，從醫院的賬目里找到回扣的端倪，應該不是什么難事。
由于對紅包的定性較為困難，在治理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一方面大力進行醫德教育，一方面理順醫生的收入結構，避免醫務人員迫于經濟壓力主動索要紅包。即使出現了紅包問題的投訴，在查辦過程中也應以糾正和教育為主，處分和吊銷為輔。如果把紅包當作回扣一樣“嚴打”，不僅可能挫傷廣大醫務人員的人格尊嚴，也會讓紅包轉入“地下”，變成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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