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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青銅鏡上出現銘文，其年代大約在戰國晚期或西漢早期，在考古學術界，傾向于西漢早期的占多數。這是因為西漢早期有銘文的青銅鏡雖罕有，偶爾尚可一見，戰國時期有銘文的青銅鏡，就非常難得一見了。近期我收藏了一面帶“千金”銘文的戰國青銅鏡，寫成小文，愿與同好共賞析。
該鏡直徑9厘米，緣高0.3厘米，三弦鈕，素寬凹弦緣。鈕外有一周凹寬素弦紋將鏡
背分為二區。外區以三個菱形紋、三個博山爐形紋做六分度分布。鏡鈕區三弦鈕旁鑄有陽文“千金”二字，字體為小篆，三個博山爐心部各鑄有銘文一，合起來應為“宜子孫”三字。三個菱形紋飾中心部也有三個字，字體雖清晰，但不易辨識。這樣，該鏡雖小卻有銘文八個，能辨識的有五個，這在同時期的戰國鏡中是非常罕見的。
戰國時期，青銅鏡雖小，但和其他青銅器一樣，還不能作為商品在社會上流通，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并不是人人都能用之物。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相對豐富，使青銅鏡這種和人們生活有著密切關系的生活器具，在整個社會的使用情況開始有了變化，這種變化在這面青銅鏡的銘文中可略見一斑。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的蔡運章研究員在《文物》97年第9期就發表過一篇文章，也是談青銅器銘文的，其中圖二的蟠螭紋鏡根據出土資料，定為戰國晚期，其大小、紋飾和本文所列舉青銅鏡基本類同。只是這面蟠螭紋青銅鏡只有五個銘文，菱形紋飾中心有無銘文不見蔡先生介紹。圖二鏡除鏡鈕旁的“千金”銘外，三個博山爐中心處的銘文蔡先生釋為“宜主囗”估計是因為字漶漫不清。經仔細觀察，我收藏的這面鏡子第二字作“主”形，我認為該字應釋為“子”，而不應釋為“主”。第三個博山爐中心的字為一反寫的“孫”字(這在古代的青銅鏡銘文中經常出現)，故博山爐紋飾中心三個字應為“宜子孫”。而菱形紋飾中心的三個字雖說還算清晰，但晦澀難認，實在不敢冒揣，只好留此存疑，望專家高手日后指教。
這面鏡子的銘文“千金”二字，“千”是量詞，“金”為名詞。在中國古代，“金”有幾種釋讀。“可以釋為黃金，也可以釋為赤銅，同時也是幾種金屬的總稱。“千金”二字，我認為是表明銅鏡的價值，蔡先生更肯定為“千金富貴”吉祥語，如果把博山爐中“宜子孫”三字連起來釋讀，即為“千金富貴宜子孫”，看來其祥瑞吉利的寓意更接近這幾個銘文的本意。
從以上銘文的釋讀可以知道，從商周青銅器銘文多屬紀鑄器物的因由，到戰國晚期青銅鏡最早出現銘文即為表現吉利祥瑞或價值之語，可以看出，當時的青銅鏡已具有商品化的傾向。說明了使用青銅鏡的社會階層開始有了變化。不管怎么說，銘文開始在戰國晚期青銅鏡上出現，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極大的豐富了青銅鏡的文化內涵，為書法藝術在青銅鏡上展現自己的魅力提供了表現空間，并且成為中國古代青銅鏡的一大藝術特色。尤其那些紀年銘文、銘文和銅鏡紋飾能相得益彰、互為明證的青銅鏡，為我們研究古代的歷史文化，研究青銅鏡文化的發展歷程和藝術成就，提供了絕好的、具有標準器功能的第一手資料。
從戰國晚期青銅鏡上開始出現銘文，到西漢中期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吉利祥瑞之語和宜古市之類具有廣告性質的銘文，已經成為西漢青銅鏡的一大特色，表明青銅鏡已經走上了“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普及大發展的道路，并最終形成了兩漢時期中國青銅鏡藝術發展的第二個高峰。 (王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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