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農業訊 全國人大代表劉永好今日稱，農民去年養豬幾乎都不賺錢，因為原材料價格都上漲，而豬價卻在下降。他同時表示，農民本來就虧，該扶持的時候，國家進口豬幫了倒忙，不是國家有意這樣的起反作用，而是由于周期安排的問題。

　　劉永好代表認為，豬肉，肉食品對CPI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農產品的價格上漲，漲的快，CPI一定漲，農產品價格跌，一定跌，去年年底，CPI最低是跌破了2，是一點幾的，那個時候豬肉價格最低，城里面很高興，物價不漲了，特別高興，終于調控達到目標的，但是我們城里人高興的同時，我們養殖戶農民朋友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因為去年差不多一整年，毛豬收購價格平均是15塊左右一公斤，而在2011年的9月份最高，是24塊一公斤，從24塊錢一公斤到了15塊錢一公斤，降9塊錢，降了多少，養豬就是這樣的，所以說農民去年養豬幾乎都不賺錢，絕大多數農民都不賺錢，而且有相當長的時間，豬肉價格是在14塊錢，相當長一段時間，從15降到14塊。

　　第二，玉米、黃豆的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十幾，飼料的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十幾，而毛豬的價格下降了百分之幾，所以說農民是在流著淚的，養豬、養雞什么的都一樣的，所以說去年很糟糕，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他還提及，另外一個現實故事。

　　2011年的時候豬價格最高，那個時候豬不夠了，豬肉價格漲到24塊錢了，CPI漲到很高了，這個時候研究過去，研究過來，在價格最高的時候，就準備進口豬，這個美國說可以，進口豬是好事，鼓勵、支持，但是我的豬沒有現成的擱在這兒，我幫你養，養成了半年以后給你，中國簽訂了半年以后供豬協議，當時價格最高的時候豬沒來，當國內的豬肉價格降到了25塊，最低的時候，國外的豬回來了，國外進口的豬一沖擊，使我們從16塊降到15塊，又降到14塊，農民本來就虧，該扶持的時候，國家進口豬幫了倒忙。

　　可能老百姓不明白，很多人，包括我們在座的都不明白，都認為國家的豬肉調節起到作用了，這一次起到了反作用，但不是國家有意這樣的起反作用，而是由于周期安排的問題，因為養豬的波動太大，一年漲，一年跌，大概三四年一個周期，所以說去年價格最低的時候進口又來了，進口一來，一沖，價格更低。

　　人大代表劉永好2013全國兩會媒體見面會文字實錄：

　　劉永好：謝謝各位朋友，30年來在國家的整體格局下，我們的企業得到了極大的進步和發展，已經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大型的民營企業。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最大的農產品市場和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國，但是我們的農產品生產單位眾多、農戶眾多，規模小。現在國家的經濟在發展，在轉型，特別是農業經濟的轉型，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也要轉型，未來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要打造一個世界級的農牧企業，更重要的是，要引領我們國家現代農業的發展。我們不當大王，我們未來是現代農產業的服務商，服務員，服務更有利與現代農業的發展。把這些小農做成中農、大農，這是我們規模化、產業變化發展的過程，也是當今中國農村“三農”解決的過程。

　　今年我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兩會”即將召開，作為人大代表，我將繼續關注“三農”問題，關注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并就相關建議與大家溝通。

　　記者問：關于發展家庭牧場政策的建議，政協委員也提到，要大力發展家庭農場，合作社和專業養殖大戶，這樣的一種農業經營突起的變革，會為新希望這樣的大型農牧企業帶來怎樣的變革？

　　劉永好：這個問題非常好，實際上，過去7、8年，一直在走這條路，我們不是剝奪農民的生產和發展的權利，是要幫助更多的農民和公司一塊兒進步和發展，把它逐步做大，成為家庭的農產，同時，幫助他們建立一系列的服務，六七年以來，我們的企業差不多每年銷售遞增超百億，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年都帶動了一大批農民朋友，在和我們合作的過程中，他們的收入也大幅提升。當收成不太好的時候，他們通過養豬、養雞等，和公司的合作，他們的收入基本上達到外出務工的水準，當市場價格比較好的時候，他們的收入，將遠遠超過外出務工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我們通過這種格局，進行種源、技術、金融、市場、加工一系列的服務，使農民成為產業鏈環節當中重要的一分子，共享產業鏈帶來的價值。國家提出新型農業經濟組織，首次提出家庭農場的概念，實際上這方面我們探索了好多年，今后在這種公司加家庭農場加合作經濟體制這個體系里面，將會發展的更好。這其中，家庭農場包含了家庭種植，還有家庭牧場。

　　記者問：在暢談新希望未來30年的工作當中提到了家庭農場，一號文件也重點說到的這個問題，關于家庭農場，一般都是一些抽象化的概念，現在這個試點進行的如何，而且在未來的日子里，您印象中的家庭牧場的環境應如何。

　　劉永好：關于家庭農場的概念確實比較模糊。以前養幾頭豬，或者是養十幾只雞，現在不一樣了，因為城市經濟發展，很多人進城了，在家里拿養豬來講，一頭豬賺3萬塊錢，你不養100頭豬的話，就掙不到3萬塊錢，這種就逐步被淘汰，養豬戶一定要養得比較多，當你養的多的時候，你已經不是單純的農民，而是家庭農場主，大戶集中的格局很快形成，養雞也是如此。我想我們的龍頭企業和合作社要做的事，就是把家庭農場聯合起來變成合作社，以合作社為主體，龍頭企業參與與領導。今后將會有數以百萬計的家庭農場，他們都有相當的規模，同時有龍頭企業進行一系列的服務，這就是現代農業。

　　記者問：去年“十八大”報告提出新型城鎮化，您的“兩會”建議里專門有圍繞城鎮化的建議，不知道您提的就地城鎮化和就地市民化這樣的建議是從哪個角度考慮，或者說是現存的什么問題什么現象促使您提這個問題，您覺得新型城鎮化的這個新應該新在哪里？

　　劉永好：很好的問題，我談談新型城鎮化，在城鎮里邊，不單單是有生活，而且還需有生產，還需要能夠安居樂業。現在我們兩個極端，北京、上海省會城市都發展的很好，但是到農村一看，差別特別大，農民的經濟發展條件很差，而發達國家，他們農村、城市差不多，某種角度可能比城市還要好，所以說新型城鎮化在新格局下，農村、城鎮一樣享受同樣的水電氣、道路、交通、環境和社會保障學校的覆蓋。第二，不但是生活，還需要有生產，所以生產又跟我們的家庭農場，合作社結合起來，我們搞家庭農場和農產品加工，做到有收入、有來源，生活比較便利。第三，就近城鎮化就是年齡偏大的人群，我們和他們合作，動員他們成為家庭牧場的場主，我們給他規劃，幫助他們，給他一些援資，支持他們貸款，技術上一系列配套。因為他們最努力、最積極、最現實，而且最能夠吃苦，慢慢成為新型的農場主和合作社的一員以后，經過多年的發展，他們的收入倍增，還清銀行貸款，這個時候，他們就成為新型城鎮化的一員了，在這個小城鎮里面，他們有生產，有生活、有家庭，有歷史，有現實，這是非常值得可取的，叫新型就近城鎮化，他們是新型城鎮化的一個主體。另一方面，建議國家對新型城鎮化給一些基礎設施條件，一些支持和輔導。還有一個原因，新型城鎮化還可以安置一部分老年人，對促進當地的服務業發展非常有益，同時對老年人的尊重非常好。

　　記者問：我聽到您在講家庭牧場的時候提到合作社，您這個合作社是怎么樣的一個模式，關于家庭牧場的問題，新希望在家庭農場這個模式里面，能夠在哪些地方提供服務，會起到哪些作用。

　　劉永好：我們先是分區域，在某一個區域建養豬體系，通常建30—40萬頭豬，分好幾個區域，而這些不是一個農場建的，是由幾十個、幾百個家庭農場和公司結合起來，這幾十個、幾百個家庭農場可以和公司聯合組建合作社，而這個能夠保證我們家庭農場的權益，在這個合作社里面，按照合作經濟法，農民占主體，增加農民的話語權，合作社是個組織，他的談判地位增強了，這是國家鼓勵的，所以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組建這樣的合作社，就是通過合作社，把家庭農產和龍頭企業銜接起來，很多事通過合作社來幫助解決，同時國家對這種合作社一定要給予更多的一個支持。今年一號文件提到，國家的政策、補貼，要向合作社、農場、新型農業傾斜，是對的，但是怎么樣落到實處。我建議，國家像大省、大縣一樣，每增加一噸糧補貼多少錢，跟我們的畜牧業也結合起來，合作社增加一頭豬，補貼多少錢。

　　記者問：我想請您介紹一下，這個建議的具體內容，比如說對小微企業或者說中小企業的一些建議。

　　劉永好：小微企業比中小企業還要小，很多剛剛創業的都是小微企業，還有很多家庭農場大部分都是小微企業，因為農民要建自己的農場，沒有背景，也沒有很多人支持，這個時候急需得到幫助，就是說為小微企業服務，已經成為時代的一個主要聲音。他們錢不多，社會地位比較低下，也沒有什么顯赫的背景，他們要創業，更多的靠自己勤勞的雙手，靠自己的意志打拼，這個時候，怎么給他們幫助、支持，從政府的角度講，建議從注冊上給他支持，另外從稅收上給一些幫助，前期給一些傾斜。第三，他們貸不到款，民生銀行在這一方面做的比較好，為我們中小企業、小微企業服務，民生銀行做小微，已經做到全國的前列，大概有3000多個小微貸款。為小微企業服務，為中小企業得到支持，這是全社會形成的共識，不但政府支持，我們的企業也要幫助他們，金融機構也幫助他們，這樣的話，形成一個創業型的社會，創業型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才更有發展，從而社會才公平。

　　記者問：關于四川豬業養殖可持續發展的建議想請您介紹一下，這個建議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具體有哪些措施，現在出現很多大學生，他們放棄高薪開始回家養豬，包括一些企業，比如說互聯網企業，他們也在開始進行養豬，您對他們分別有一些什么樣的看法和建議。

　　劉永好：這里提到了鼓勵支持四川養豬，因為誰都知道，四川是人口大省，歷史上四川是養豬大省，“川豬安天下”。但是經過這30年的發展，現在四川的養豬出現了一些問題，四川人勤勞、勤奮、勇敢。四川的人均土地少，所以養豬以前小規模養最有優勢，現在四川的糧食不具備優勢，玉米、黃豆都要從東北外調，養豬優勢就開始減弱，這是很大的變化。我覺得國家給這些西部區域多一些政策傾斜，支持規劃好的養豬場的建設，支持西部的養殖合作社，支持四川的公司、農戶合作體系的建設，支持產業鏈的建設。我是四川的人大代表，站在四川的角度，希望四川的豬今后也能夠在全國有相當的影響力，四川的生豬肉品供應全國是對西部問題解決的一個好的出路，是站在這樣的角度來考慮的。而四川天氣很好，有養豬的傳統，政府也比較重視，有一些養豬的基礎，我覺得做好有可能。

　　記者問：您覺得現在中國的農牧企業和世界級的農牧企業差距有多大，主要在哪些方面，您的建議有一條是發展現代農業，打造一批具有國際話語權的國家隊，您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

　　劉永好：非常重要的話題，剛才講到中國是農產品最大的生產國和最大的效益國，但是我們的農業企業規模都特別小，這幾年的努力，我們企業算是相對比較大的了，但是跟國際比，仍然很小。我特別感慨的是，農產品的供應上，現在國家全球的糧食，包括黃豆、小麥、大米、玉米、農產品的這種貿易、加工、流通和生產，幾乎被ABCD四大糧商所控制，我們的采購、運營、體制上簡直沒有話語權，這跟我們國家是最大的市場相矛盾的，對國家極為不利。怎么樣讓我們國家有一些企業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進步，達到世界級的標準，有國際話語權，這是我們國家努力的競爭力所在，我覺得非常必要。一方面，我們要鼓勵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在面上大力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收益，另一方面，建議國家要支持鼓勵一批國家級的國家隊，農產業的國家隊，能夠跟國際級的較量，有話語權，通過他們的市場行為，在國際上有我們的聲音，有我們的影響力，今后避免國際糧食的話語權、定價權、促使權完全掌握在這些跨國大公司手里，我是站在這樣的角度考慮的。在國家資本下，打造有世界競爭力和有國際話語權的龍頭企業，這些龍頭企業代表國家，市場上才能競爭，這是我的夢想之一，我的夢想就是：一，打造世界級農牧企業，我們企業成為其中一家，第二，中國有一些農業話語權的國家隊，我們企業成為集中一家，第三，通過我們的努力，引導、幫助大批農民朋友，通過現在規模化、現在農產的合作社的方式走上發展，解決肉類的供應和安全問題。我的夢想分為三個部分。

　　記者問：去年糧食的進口創新高，大家對這個又比較擔憂，有專家提出，現在國家的安全問題主要是飼料的安全問題，所以您能夠談一下，今后飼料糧的問題會不會有一個缺口，您講到的開放要用糧的建議具體是怎么樣，特別是像玉米、大都的政策，有一些什么樣的政策？

　　劉永好：歷史上，中國把糧食，是大米、小麥、黃豆、玉米，主要是這幾個統稱為糧食，但是，實際上，由于我們土地面積和品種的由于，規模由于，我們的大豆現在可能只有20%，更少，70%、80是進口的，要增加3億畝地，我們總共18億畝地，增加3億畝地種黃豆，不可能的事，因為土地面積的問題，規模化的問題，所以說現在黃豆幾乎是70%、80%是進口的，以后還會繼續。第二部分，剩下的就是大米和小麥，大米我們國家比較有優勢，盡管有進口，但是也有部分出口，基本上能滿足，小麥，我們國家進口稍微多一些，但是基本上能夠平衡，因為現在老百姓吃的最多的是口糧，老百姓吃什么，玉米吃很少了，作為蔬菜、輔品，而紅薯那些吃的很少，所以國家歷史上一直保口糧，其實我們應該把口糧和飼料用糧、工業用糧分開來，黃豆應該說是糧食的一部分，實際上黃豆進口的絕大部分是做飼料的，因為飼料的來源是黃豆，實際上黃豆是飼料為主，人吃的是為輔的，一噸黃豆榨的60%以上的價值是豆柏，30%到40%是油，但是我們的黃豆進口已經沒辦法，不放開也要放開，因為我們需要自由，我們沒有那么多的蛋白質，沒有那么多的魚，沒有那么多的肉，這是已經放開了，黃豆進口已經放開了。但是這個放開，我覺得非常不利的是被外資也壟斷了，國內資是不夠的，占的很少，因為我們沒有國家級的隊伍，國內的黃豆加工企業都不行，很少，所以我就講，國家應該是把糧食分為兩種，一，口糧，口糧就是小麥、大米，堅決保，因為這關系到我們人口食用糧食基本來講，誰都供應不了我們那么多，這個必須保。國家建立糧食儲備體系一些政策。第二，飼料用糧和工糧，飼料用糧保護黃豆、玉米、大麥，還包括其他的一些豆類，這些叫輔助用糧，其實黃豆一定要做，把玉米也納入叫做飼料用糧或者工業用糧，適度的市場化，我們多了可以出口，少了可以進口，建立這樣一個適度的放開，通過這樣放開，我覺得效果非常好，因為我們的肉是靠養殖來的，養殖就是靠這些玉米和黃豆，像黃豆放開了，玉米沒有放開，看看我們30年來國家的進步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我們的資源和我們大量的進口石油、鐵礦石，大量的經過加工增殖，變成了鞋帽、衣服，又出口，這個過程中，鍛煉培育了我們的工業產業，培養了我們的國際工業生產的加工能力，同時以我們數以億計的生活水準得到了絕大的競爭，從而，使我們有國際競爭力量。假如我們當時不進口這些石油，反而進口這些衣服、原料，進口這些機器設備的話，我們就慘了，所以進口鐵礦石、石油是對的，通過加工增值再賣出去，非常好。

　　假設說我們放開玉米、小麥，我們的食品工業大發展，因為我們做食品工業非常有優勢，我們規劃一些食品加工的企業，在滿足食品需求，保證食品安全的同時，還大量的進入國際市場，這樣的話，會培育我們的食品工業體系，會對國家創造稅收，會解決更多的就業，拿我們的增殖上大臺階，這對國家無疑是有益的。去年我們國家上萬噸肉體，包括豬肉、雞肉那么多，走勢也很厲害。你不進口玉米、黃豆，反而進口肉品，這樣就剝奪了我們農民養殖的權利和價值，減少了稅收，實際上是非常不利的。我覺得國家應該出臺一個政策，把飼料用糧放開，多了可以出，少了可以進。在保證口糧的情況下，實際上我們進口玉米進口的是土地、水資源，因為玉米就是土地和水和那些肥料構成的。

　　記者問：看到您第六條關于支持農業融資性擔保體系發展的建議，想請您談談這個建議。另外因為這幾年，國家針對涉農的支持也出臺了很多相關的政策，不知道站在您的角度，怎么樣評價國家這幾年涉農金融支持整個取得的成績以及目前存在的問題。

　　劉永好：對涉農金融的支持，國家最近這幾年，一直在談，一直在講，一直在加強，也取得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實際上，農民，特別是家庭農場，新型合作組織太多了，這個群體太大了，銀行是忙不過來的。第二，這些家庭農場，每家貸款要求并不大，幾十萬、幾萬、十萬，像這樣的規模，這些成本非常高，銀行去貸一個一萬的，在城里面做一個億貸款的時間是一樣的，貸一億心里面很踏實，因為有很多的抵押，農民貸一萬心里面很虛，所以說調研的成本非常高，這個時候要鼓勵發展農村金融擔保體系，而農村金融擔保體系一定要跟產業結合，拿我們來講，我們有產業鏈，我們有合作社，我們有家庭農場，我們在這個體系里很明白，哪個農民需要貸款，而且通過這個生產資料貸款的發放，能夠更好的控制所貸的專款專用，所以說這幾年我們做了一些嘗試，養豬擔保公司、農業擔保公司也做了一些，已經發放了超過八十億的貸款，支持了超過八十億的擔保，我們這個農村擔保體系做的是全國最好的，他們也愿意參與進來。要鼓勵這些真正的，為農民發展做貢獻的這些企業，在這一方面，一些政策上的建議，就是希望，一，國家多鼓勵，第二，相應的政策，第二，給予扶持。

　　另外，農村金融這幾年確實國家不斷的提倡，給民間也下達了一些目標，不管是所得稅、農業稅都有一些支持，我覺得是好的，我覺得國家在這方面應該更加明確一些，假設國家規定了，哪一年的銀行，必須把百分之多少的錢用作支持農產業，或者用作支持小微企業，一個基本的硬指標，不是說你干不干，是非要完成不可的意志，我覺得這樣的話，對“三農”、小微將會有積極的促進。現在的銀行，他們也愿意，但是是個軟任務，可多做，可少做，如果是硬任務的話，就不一樣了。像有些國家規定，那一個銀行，在某個階段必須拿百分之多少錢來支持，這是硬任務這就不一樣了，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就建議，國家在金融政策上執行一些更加積極的，比較到位的硬件的支持。

　　記者問：剛才您說到進出口的事情，因為之前也有很多商務部發布了很多的數據，顯示這個收入越來越多，對養殖戶造成特別大的影響，但是對咱們消費者來說，是有一定的益處的，不知道您怎么看這個利弊問題，今年的豬肉價格大家也很關心，能不能說一下豬肉價格的走勢和對CPI的一個影響。

　　劉永好：大家都知道，豬肉，肉食品對CPI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農產品的價格上漲，漲的快，CPI一定漲，農產品價格跌，一定跌，去年年底，CPI最低是跌破了2，是一點幾的，那個時候豬肉價格最低，我們城里面很高興，物價不漲了，特別高興，終于調控達到目標的，但是我們城里人高興的同時，我們養殖戶農民朋友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因為去年差不多一整年，毛豬收購價格平均是15塊左右一公斤，而在2011年的9月份最高，是24塊一公斤，從24塊錢一公斤到了15塊錢一公斤，降9塊錢，降了多少，養豬就是這樣的，所以說農民去年養豬幾乎都不賺錢，絕大多數農民都不賺錢，而且有相當長的時間，豬肉價格是在14塊錢，相當長一段時間，從15降到14塊。第二，玉米、黃豆的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十幾，飼料的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十幾，而毛豬的價格下降了百分之幾，所以說CPI很高的時候，我們農民是在流著淚的，我們養豬、養雞什么的都一樣的，所以說去年很糟糕，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現實故事，2011年的時候豬價格最高，那個時候豬不夠了，豬肉價格漲到24塊錢了，CPI漲到很高了，這個時候研究過去，研究過來，在價格最高的時候，就準備進口豬，這個美國說可以，進口豬是好事，鼓勵、支持，但是我的豬沒有現成的擱在這兒，我幫你養，養成了半年以后給你，中國簽訂了半年以后供豬協議，當時價格最高的時候豬沒來，當國內的豬肉價格降到了25塊，最低的時候，國外的豬回來了，國外進口的豬一沖擊，使我們從16塊降到15塊，又降到14塊，農民本來就虧，該扶持的時候，國家進口豬幫了倒忙。可能老百姓不明白，很多人，包括我們在座的都不明白，都認為國家的豬肉調節起到作用了，這一次起到了反作用，但不是國家有意這樣的起反作用，而是由于周期安排的問題，因為養豬的波動太大，一年漲，一年跌，大概三四年一個周期，所以說去年價格最低的時候進口又來了，進口一來，一沖，價格更低。

　　所以說我建議，國家要減少進口肉品，大量增加對飼料用糧的放開，我們需要的時候，國際用糧的時候多采購一點，我們進口玉米、黃豆，就是進口人家的土地，就是控制人家的水源，而且像玉米、黃豆大規模種的，而我們的養殖業和食品加工業是要大量的。我們要嚴格的控制把握好我們的大米和小麥。又回到剛才那個問題上去了，就是說進口豬肉、雞肉對國家、農民是不利的，而進口原料，我們自己加工、自己養殖，至于說我們的技術問題、安全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經過加嚴管控，逐步就好。也并不是說美國是最好的，很多進口的豬肉里面有瘦肉精，以前沒檢測，我們國內都嚴格控制了，但是瘦肉精美國是允許的，這個東西很麻煩。另外，走勢也很厲害，怎么控制走勢，走勢不但是國家的稅收沒了，更重要的是，因為走勢就沒有商業領域，給我們帶來了這么多的病，特別是太多的牛肉進口、雞肉進口太多。我曾經做過調查，在廣東番禺那個地方，有一個冷凍品進口的地方，每天數百個集裝箱雞肉、豬肉這些，觸目驚心，從廣西那邊，都不知道怎么進來了，我還提過怎么樣防止肉品的進口，打擊走私，走失不但沒有稅收，打擊了國內的生產，更重要的是，這些不知道哪來的，是不是有敵對的體系要破壞我們，肉品里面禽流感的東西放進去，我們國家這幾年養殖業出那么多的病，我很擔心，是不是有壞人在做這個壞事。

　　記者問：有些地方政府有一萬畝的土地都轉給一個人了，有發一個家庭工廠的工商執照，我想請問一下，在家庭農場以后的實踐當中，對這樣的問題你是怎么看待的。第二，關于東南亞建立的工廠，這部分在國際化的過程當中，周邊的國家形勢對公司的業績是不是有影響，第三，最近有沒有資本市場的融資計劃。

　　劉永好：實際上家庭農場規模有多大，國家并沒有限制，適度的規模經營對國家是有利的，在美國，一萬畝地一個農場是普遍的。但對我們國家來說，一萬畝太多了，因為一個農民才只有一畝多點的地，這方面有一個逐步的過程，從小到中到大的過程，今后我們國家有適度的規模是肯定的，但是像美國那樣，每一戶一萬畝地，我覺得中國的現實還是人多地少，所以說，有些嘗試，有個別的金融嘗試，我覺得未必是壞事。

　　第二，關于工商執照的問題，實際上家庭農場是企業，小微企業，能夠發工商執照，為什么不給發工商執照呢？假設發了工商執照，他就是有法可依，能享受相應的權利和權益，就能貸款，又能安排，就是一個正式的法人體系了，就是說我們承認，家庭農場的法人地位，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在這，至少是承認他的法人地位，我覺得這方面，對于中央的一號文件，剛剛講家庭農場，以前的專業戶是不要工商執照的，不要工商執照政策上是可以，法律上好像是比較模糊的，由于法律上比較模糊，融資難、貸款難，很多問題都不好解決，你是非法人，你是個專業戶，連營業執照都沒有，登記都沒登記，你就不具備這樣的融資能力。所以我們家庭農場，包括農業專業戶，當規模做大了以后，能夠發給營業執照是基本的，應該的，但是怎么樣解決這個問題，農民那么多，家庭農場那么多，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需要國家的政策，給家庭農場發放工商執照，使家庭農場擁有我們所有的企業一樣的法律的定位，法制的主題，從而在信貸、融資，在社會對外的一些安排上，享受與城市企業一樣的待遇，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記者問：新希望是我們國內比較大的民營企業，想問一些有關民營企業的問題，最近有委員和代表提出，民營企業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政府，管制太多，特別是審批程序特別多，有些委員提出要減少審批，讓市場來調控，您對這個看法怎么看。還有關于稅負，有些代表也提出，現在特別是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稅負過重，有減少稅負的一些提議，您覺得這些建議是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

　　劉永好：民營企業過去這幾年一直在反應，民營企業發展在信貸問題上，在準入問題上，在政策稅收問題上，在方方面面有受歧視，會得不到重視，或者是有困難的地方，這一方面，我作為一個企業家，專門做了調研，最后形成報告，做了促進國務院36條文件，這個背景是我們政協的一些委員的調研報告促成的，交給國務院，最后形成了一個報告，以及新36條、36條的細則，而這些細則本身說明，社會上存在這種民營企業或者小微企業得不到重視或者受到歧視這種狀況，但是這個政策出來以后，從國家層面上，看似一視同仁，平等的，但是實際上的執行層面，仍然有很多的不足，民營企業普遍反應的是，一，行內的限制問題，有一些項目就是不準民營企業做，比如說電信，比如說交通運輸、電力部分，或者是一些金融領域、能源領域。第二，對民營企業的信貸，國有企業、大企業容易，小微企業很難，這是個金融問題。在這方面，民營企業一直有相當的呼聲，我相信這也是一個過程，怎么樣逐步的解決，我希望我們新一屆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給民營企業更多這樣的小微企業關心、支持，出來更多，落實更好的文件，推動我們民營企業的發展。同時，我們民營企業自身也能夠在規范化方面，在制度化建設做的更好，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做強做大，但是更希望政府有更多的鼓勵、幫助和支持，稅負問題確實也有這樣的問題。

　　記者問：關于制度改革這方面，很多專家提的一個觀點，橋在那里，什么時候能夠過河，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在怎樣的情況下不能過河，怎樣的情況下能過河？

　　劉永好：我們在商言商，談的經濟比較多，關于經濟制度改革，政府考慮的比較多，但是我們希望能把經濟制度改革和新型經濟制度改革同步推行，沒有當初的體制改革，不可能有今天。目前我們新的領導體系，習主席提出了一些比較親民的舉措，比如說“兩會”的禁止開道，適時的吃飯宴請沒了，一切從簡，更加平易近人，同時反腐的這些態勢挺好的，其實這些都是經濟體制里面的內容，同時媒體的監督和報道比較多，我覺得總體是更加積極的，再向好的方向邁進，所以說對新的，以習主席為中心的體系里，我們覺得還是很有信心的，充滿期待的。

　　記者問：剛才提到反腐，新一屆的領導班子上臺以后，也對這個做了很多的工作，您怎么看反腐這方面？

　　劉永好：反腐確實是太重要了，這個關系到我們政府、執政黨的影響，民心的問題和執政的地位的問題，這個中央的領導都講了，重要性不說了。現在國家提出加大反腐的力度，我覺得非常高，這是我們迫切希望的。我覺得反腐這個決心，中央打的好，反腐不到位，國家的格局體系、經濟發展也受極大的影響，甚至于國家的一個執政地位都很受影響，我覺得國家提出這樣的建議，這種做法我覺得是非常好的，我是舉雙手贊成的。

　　記者問：現在香港奶粉限購這方面和安全方面等等的影響，讓國內的奶粉、乳制品行業變得很嚴峻，想問您，以后除了奶粉或者是成品液態奶的終端產品有沒有一些冀望和展望？

　　劉永好：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自己也有乳業生產，也準備開發一個新型的奶粉，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樹立正氣，比較好的是，我們做農業十幾年了，我們的質量總體是比較好的，沒有出現大的食品安全問題事件，但是怎么樣讓老百姓重拾對國產奶粉的信心，對我們農業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這方面要走的路很多，我們也在研究、考慮，通過我們在國內的奶廠和在國際上進行一些合作，來滿足國內奶粉需求的這種可能性，實際上我們的探索已經有了一些積極的考慮，讓我們國內人能對我們國產奶，或者是中國企業生產、安排、控股參與的企業，來滿足國內的市場，充足信心，我覺得這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我覺得是有考慮、安排的。

　　記者問：剛才您也提到民生銀行在扶持小微企業方面已經摸索出很優秀的路子，我們也知道，民生不僅在小微企業，還有一些比如農業事業部體制等，社會輿論評價比較高，怎么評價民生銀行給新希望集團帶來的助推作用？

　　劉永好：很高興，我們民生銀行最近的股價漲的很厲害，過去一年，股價差不多翻番，我們的一個股東被指認為新股神，當然這是一個笑話。但是另一方面，確實，民生銀行最近這幾年在推行叫做事業部制方面取得非常長足的經驗，而且在事業部制里強化小微企業的支持，成立叫做現代農業事業部，包括最近在四川要搞茶業、金融體系等等，一系列措施體現了我們民生銀行的變革，體現了民生銀行這種機制，體現了民生銀行這種執著，也體現了民生銀行的效率，最后，體現在老百姓市民對股票的價值。我看民生銀行是幾個股份制，商業銀行里成立比較晚的，資金規模相對也是比較低的，但是我們現在從市值的角度，從營業能力的角度已經沖到前面來了，為此我感覺到很興奮，也很驕傲，也比較自豪。我記得在1994年的時候，我聯合幾十個企業家向中央寫信，組建一個為民營企業服務的，為農業投資的商業銀行，為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服務，現在看來，我們這些目標在逐步的實施。就是說，我們在作為試驗田的銀行金融創新方面做了很多事，做的相當不錯，包括事業部制，很多的走到最前面，第二，我們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服務非常有成效，現在做到第一位了，第三，我們的機利約束、市場化、規范、風險管理這方面做的相當好，我作為民生銀行的倡導者、發起人和主要的大股東，我也感到很高興。民生銀行根據我們作為主要的股東，每年我期望有可能會實現，不但為民營企業做到貢獻，為金融企業做出貢獻，也對股東做出了最大的回報。當然了，給我們回報的企業還有很多，多少萬數的，十萬計的股民都能夠同樣的享受到回報，這就是金融體制改革和效率帶來的，我們的董事長董文標在這方面，我經常說，我經常說，因為他懂金融、懂經濟，第二，他勇于創新和變革，這個是很難做到的，懂金融、懂經濟的不少，但是愿意變革的不多，他是愿意創新和變革，在中國金融界創新做的最好的就是他。第三，他的隊伍，他的團隊、管理層、股東都比較認同。第四個很重要，有激情，所以說我們股東對董文標為首的體系班子，董文標雖然是董事長，是沒有股份的，屬于職業經理人，能夠帶領民生銀行取得這樣的成就，是相當不錯的。我對董文標的這個體系我對他的評價就是四個，懂金融、懂經濟、敢創新，會帶團隊，有激情，這四點和機制好的結合，民生銀行取得這樣的進步，我感到很欣慰。

　　記者問：關于食品安全監管這方面的問題，因為您也提到了，新希望集團在未來要成為一個世界級的農民性企業，像這么一個大的企業，肯定要做全產業鏈的，肯定離不開深加工，我們在做農產品深加工的時候，在您看來，在食品安全上，您覺得有什么樣的一些監管上的建議，以及未來新希望會在家庭農場投入更多的經歷，這樣會不會給安全的監管上帶來更大的難度？

　　劉永好：食品安全重之又重，食品安全沒做好，一切都無從談起。我們對飼料的質量看得非常重，我們建立了非常強大的實驗室和檢測的體系來事前檢驗。我們的檢測體系現在是國家標準的，具有國際標準認證，特別是我們用近紅外的設備全國最多的一位，超過50臺，一臺都是40萬，我們的設備都是全中國最好的，跟國家最強大的，同級別的比都不差，而我們的人員的素質也都非常高，這是硬件的投入，我們還要繼續投入。另外像我們乳業來講，我們在成都與食品質監局合作，率先做在線檢測，就是三聚氰氨在線檢測，我們的牛奶倒進罐子里的時候，隨機抽查，當時通過手機短信、電腦直接交給我們的總經理，當地的質監局的同志馬上就看到，這點我們是先進的，而且國家質監局也說做得挺好的。保證食品安全是動態、長期的，不是你投硬件投的多了就能夠做得好，而是全員的，在內部的考核的過程，另外關于農民家庭農場怎么樣控制這個問題，這里面建立一整套可控制的，這里面有一些教訓，國內的企業，我們愿意跟各方面的企業一塊兒共同來幫助解決這個食品安全的一些問題，使得我們食品安全能夠取信于民。

　　記者問：簡單問一下第五項的產業，牦牛因為大家也比較陌生，想請劉總簡單談一些牦牛產業在企業中的地位以及農業的影響，在整個經濟能占到多大的分量？

　　劉永好：牦牛是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區才有的，因為他適應這個高寒山區，像西藏、四川、青海這些地區為多。第二，這些地方的牧民沒有其他的收入，好多地區牦牛產業是主要的收入。第三，由于牦牛在高寒地區，都在雪域，好多地方是夏天都有雪，有些全國有雪，有些至少有一大半有雪，而這個地方又是產蟲草的，所以說那個地方有人說牦牛吃的是跟蟲草一樣的東西，確實很安全，所以說它是最環保的。但是歷史上，牦牛的養殖和草場的管理和品種的退化，這些問題很大，如果這個事做好了，第一，既有利于民族經濟的發展，又能夠幫助我們藏族同胞，很多藏族地區提高生活水平，具有經濟的價值，也有政治的意義。第二，我們國家是牦牛主要的產地，牦牛通過這種深加工、品種改良以后，會加工增值，這個價值是非常大的，其實牦牛的價值很高，因為被世界一個組織評為最安全、最值得信賴的。牦牛一定安全，做不了假的，滿足我們高端市場的一些需求。另外，通過加工增值的話，對農民朋友，對牧民非常有幫助，所以說我建議國家重視牦牛產業的發展，支持在牦牛產業草原、草場的建設、品種的改良和養殖體系和加工體系，這方面給一些支持、補貼、幫助，既幫助到我們藏族同胞，同時也幫助了我們加工的企業，同時也讓一些高端人群吃上我們國產支撐的東西，同時又是一個項目很大的產業，在這方面，我們承擔了相關的國家的一個科技，我們在阿壩州，在紅軍長征走過的地方，在九寨溝，現在我們是中國最大的牦牛產業體系的參與者和支持者，我們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使得牦牛形成很大的產業。

　　記者問：您剛才也說過，民生銀行今年飼料馬上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了，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您覺得民生銀行的發展空間大嗎，或者說您準備往哪兒發展？

　　劉永好：民生銀行農業作為上市公司，和廣大股民有很大關系，2011年的時候，我們的主業取得很好的業績，十多萬的利潤，加上飼料更高，2012年，下跌的比較多，因為還沒有公告，不能隨便講，但是我們的預公告已經說過，第一，飼料原料漲價，第二，肉蛋奶的降低。我們非常有信心，因為這個養殖業的周期波動很大，說不準什么時候價格又上來了，現在的價格也有上升的趨勢。但是我們不管價格高也好，低也好，我們堅定的打造世界級農牧企業的道路，這條路已經堅定了，而且除了在國內發展以外，現在把海外發展也作為重點，我們現在在東南亞，甚至是南非、埃及這些地方都在發展，我們希望能把國內發展和海外發展結合起來，以前單純的飼料和養殖和種、養，飼料和熱食品加工和市場建設結合起來，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做的，未來是非常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