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老人杜潤生(2012 年5 月28 日攝于北京醫院) 徐慶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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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潤生：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長”
吳 象
杜潤生，山西太谷人，出生于辛亥革命兩年后的1913年。這位中國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到7月就進100歲了。
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讀于北平的師范大學和清華大學。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部長孔祥熙想把家鄉這個口碑頗好的才俊青年招攬為自己的幕僚，曾專門找他談過。但，杜潤生不為所動，卻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先鋒分子。日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得逞后，野心膨脹，“不宣而戰”。1937年，七七事變后，再一次大舉侵華，平津淪陷，華北山河變色。他回到家鄉組織游擊隊，當了隊長。八路軍129師挺進敵后收復淪陷區，創建了抗日革命根據地，成立了敵后抗日人民民主政權。1943年，杜潤生擔任太行六分區專員(1942年秋，延安抗大經晉察冀輾轉到太行山區，兩年后，奉命撤回延安。其第三大隊留下，建制歸于129師改名太行陸軍中學)，他代表太行地方政權來這里慰問我們，并作過一次報告。我當時是陸軍中學的教員，那是我第一次見他面，至今還記得他講話的神情，“我們什么都不怕，就怕脫離群眾，只要有了群眾，我們就變成孫悟空，什么都不怕了……”，娓娓道來，邏輯性強，語言生動，很吸引人。
1947年夏，杜潤生隨劉鄧大軍南下，擔任過淮西支隊的政委、兼任豫皖蘇地區地委書記。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副主任。
三十多年后的1980年，我們再次相聚，我被調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任室務委員，主要為萬里搞農村方面的材料。此時，杜潤生復出不久，在國家農委擔任副主任，工作上有些來往。有次閑聊時，談起1943年他在陸軍中學講話的事，并說到不少共同認識的熟人，我們很快就熟起來了。1982年春，國家農委撤銷，成立了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杜潤生任主任，我是副主任之一，便成了他的學生和下屬。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了10多年。1995年我們又“落戶”于農業部離休。安度晚年，也常有機會見到他，有幸長期受到這位智慧老人的教益。
提起杜潤生，人們總會聯想到‘小腳女人’這個名詞，突出表現出他有非同尋常的經歷——一個仕途之人，為堅持真理，棄“高官厚祿”之誘惑，一輩子為中國的農村、農業、農民奉獻了自己的熱情和智慧，并影響著這一事業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小腳女人”的來龍去脈
小腳女人是怎么回事呢？
在抗戰期間到建國初期，廣大干部都知道，新民主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這幾乎已成為普遍的常識。
1950年，山西長治試點搞農業合作社，引起山西省委和華北局不同意見的爭論。前者認為，作為共產黨人，對私有制不能永遠持保留態度，應逐漸動搖之、削弱之、直到消滅。把長期互助組改成土地入股的合作社，可以利用它來動搖私有制；后者認為，利用合作社動搖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義的總精神。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和劉瀾濤把情況報告了劉少奇。劉尖銳地指出，利用農業社動搖私有制“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不料，這個爭議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卻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尚未采用蒸汽機時，有過一個手工業作坊階段，即改變所有制，僅僅依靠分工形成了新的生產力，難道我們就不能把農民組織到合作社里依靠分工協作，統一經營來提高生產力，動搖私有制基礎嗎？毛就找薄一波、劉少奇、劉瀾濤來研究。據薄一波后來說，毛的這一觀點，使大家折服了，爭論畫上了句號。毛指示陳伯達召開一次全國性的農村互助合作會議，并說，一定要找趙樹理這樣熟悉農民的作家征求意見。會議期間，趙樹理操著濃重的山西話，與陳伯達那毫無改造的福建話，你來我往，互相聽不懂糾纏不清。當陳好不容易弄清趙說的是“農民沒有集體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的積極性，就是發家致富”。陳認為這純粹是資本主義思想，不敢匯報。反而是毛在別處聽說后問陳。毛聽了趙樹理的意見后高興地說：“好，寫上農民有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個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進行互助合作中一定要保護好農民個體的積極性，不能挫傷。”對山西建合作社的表態和這次會議的召開，顯示出毛已經有提前搞社會主義的動念，但還是能聽取并采納不同意見。
1952年秋、冬這一段，毛對農業合作化問題十分重視，抓得很緊，一方面準備召開全國農村互助合作會議；一方面醞釀組織一個領導機構，總攬農口大事，挑選了鄧子恢和杜潤生等籌組中央農村工作部。
1953年1月杜潤生隨鄧子恢上調北京赴任于新組建的農村工作部，鄧子恢任部長，陳伯達、廖魯言任副部長，杜潤生任秘書長。一天，鄧子恢和杜潤生去見毛主席。毛正在中南海游泳。鄧子恢向毛介紹杜潤生。毛主席說，我們見過，談過。(1950年初，中央全會上，杜第一次見毛，毛對杜提出的土改先要除霸穩固政權的建議很贊賞，還和杜開玩笑說，你們杜家出人才，歷史上有杜預、杜佑、杜甫等。)毛對自己一向器重的鄧子恢說，“中國革命分為上篇、下篇，現在要做第二篇文章了。計劃在10年至20年之內完成合作化的任務，改造小農經濟，調你來做農村工作的總司令。”鄧子恢說：不敢不敢，總司令是主席你，我們給你當助手。
毛主席又問杜潤生了解的農村情況。杜潤生說，土改后，成了小農經濟的天下。向互助合作方向前進，得從小農經濟的現狀出發，加以引導，不搞不行，太著急也不行。杜還說，現在到了春耕時節，但農村有點不安定，主要是對合作化不摸底，不知怎么發展。在新區地少人多，經濟規模小，政府下達的要求很多，基層干部反映強烈。毛主席聽后說，這些情況很重要，你們第一件事就抓這個吧。
在見過主席后，鄧子恢問起杜對“山西問題”的看法。杜潤生說，山西提出試辦合作社本來是可以的，但把目標定在動搖私有制，有誘發“左”的傾向的潛在危險，如過早地全面消滅個體經濟等。毛主席的意見是先改變所有制，然后發展生產，依據就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工廠手工業過程，針對的是劉少奇的先有機械化后有集體化的思想。杜潤生說，工業和農業不一樣，農業不可能把大家都集中在一塊土地上，許多農活也不能再同一時間和空間上分工，因此不能像工業那樣監督管理，要靠生產者自覺，如果不自覺就會磨洋工，還可能減產。
鄧子恢讓杜將此觀點給中央寫個報告，杜認為沒有把握，先征求陳伯達(時任農工部副部長)的意見。陳聽后很不高興地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舉，報告沒有寫。杜潤生說，那時我剛從下邊上來，比較“楞”，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鄧子恢對杜潤生說，合作化的問題中央已經確定大方向了，我們只能按這個盤子做工作，不過至少還有15年的時間，我們應該掌握“穩步前進”，多做些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力的事情。于是，農工部在抓合作化的同時，也搞農貸，發救濟糧，興修水利，提倡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等等。毛主席因農工部這些行動沒有和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搞，批評他們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施小惠”。還說，“中央現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放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事上，你們……有好幾個文件竟然不提互助合作，我只好加上。有些人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因而特別反對對農民干涉太多。”在毛看來，鄧和杜的思想常常偏右。在農工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毛曾對鄧子恢的“四大自由”(允許土地買賣、允許雇工、借貸自由、貿易自由)確保私有制的說法多次給予批評。毛說，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對農民的私有制法律上保護是可以的，“確保”是不可能的。其實這些政策都是《共同綱領》《土地法大綱》明文規定過的，但毛對黨曾鄭重向農民許諾的東西并不在意，不屑一顧。
1954年春，全國從1萬多個農業社，驟然發展到7萬多個，同年底竟發展到60萬個。但接踵而來的是：新建的社垮臺散伙、社員退社，以及大批賣牲畜，殺羊、砍樹的現象屢有發生。1955年初，毛主席提出“停、縮、發”放慢合作化步伐的“三字方針”，一個多月合作社從67萬個減為65萬個。但很快，毛又提出三個字“發”是重點，砍掉2萬個社，是受農村工作部影響，是驚慌失措的表現。看來要用“大炮轟”否則不能扭回。1955年6月，又因為合作社發展的速度：農工部計劃明年發展100萬個；而毛提出翻番發展130萬個，毛和鄧爭吵起來。其爭論的實質是——還要不要“新民主主義”的問題。毛曾和鄧子恢和杜闡述他的“新民主主義在橋上”的論點，他說，“看來，你們實際上是有一條路線的，就是死抱住新民主主義不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說法不妥，不是河的兩岸，新民主主義在橋上，每一步都在過渡中。三大改造是革命，和打仗一樣，過橋越快越好，在橋上是不能停留的，速度是最重要的問題。我講過多次，可以先合作化后機械化嘛！”
1955年7月31日，中央召開了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在會上不點名地批評了鄧子恢和農工部“像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
10月4日，在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與杜潤生做了檢查。會后不久，中央解除杜潤生農工部秘書長和國務院第七辦公室副主任的職務，調離了農村工作部門。年底，除西藏和幾省牧區外，全國實現了全面“合作化”。從1953年起，原來15年的計劃，3年就完成了。
今天，對幾十年前這場“小腳女人”事件的是非功過自不必多言。當年，組織部長安子文批評杜潤生說，“農民觀念數你最強，了解材料情況數你最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方向”。但今天看來，這批評實質上是對杜潤生做人、做事最準確的褒獎。
斡旋于上下左右的“總參謀長”
離開農村工作部門后，杜潤生被調到中國科學院任黨委副書記，并兼任秘書長。他說“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我情不自禁依舊關懷著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1979年初，杜潤生終于回到了“農口”，任新組建的國家農委副主任，排在最后一個。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了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還提出集中主要精力加快農業發展步伐，把農業搞上去。但仍明確不許單干，不許包產到戶。杜潤生剛到農委，有人好心勸他，不要再搞包產到戶了，要接受教訓，跟黨中央走。但杜潤生依然本著“實踐第一”、“群眾第一”的原則，為包產到戶能在中國實施，斡旋于上下左右，扮演著“參謀長”的角色。他說，我相信，農民要求包產到戶是不可抗拒的，從1956年以來曾經三起三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表現出一種推動制度變遷的力量。
1979年，當時的華國鋒、李先念、王任重(時任農委主任)都不贊成搞包產到戶，鄧小平未明確表態。一次，杜潤生在談到內蒙古農民借地問題，借機和胡耀邦(時任黨中央秘書長)說，可不可以由中央說話，把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的“不許包產到戶”，改成“準許包產到戶”。耀邦說，決議剛通過，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內蒙古不能借地，后來就改為“口糧田”。1979年6月，農業部到內蒙古等地調查回來向李先念匯報，談到這個問題，杜潤生問李先念，“中央對此事可不可以認可？”李考慮片刻說，為了救荒搞“口糧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產到戶。
在王任重離任農委主任前，杜潤生和王懇談了兩個多小時，最后王表示，作為過渡形式，我同意包產到戶，但前途還應是堅持集體化。
1980年，情況開始變化。2月中央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胡耀邦被選舉為黨中央總書記。萬里副總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國農村工作。這一年，鄧小平說話了——兩次贊成和贊揚大包干。6月，杜建議耀邦將一封給中央的關于陜西米脂縣孟家坪包產到戶的信，轉發到全黨，作為傳達中央對包產到戶放寬一步的新信息。
1980年9月，中央召開全國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會上除池必卿、周惠、任仲夷三位省委書記外，全都反對包產到戶。我就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為題著文，發表于《人民日報》，表述了當時的爭議。由于意見不統一，會很難開下去，杜居然在那種情況下，做了個另辟蹊徑的發言扭轉了會議的氛圍。他說：包產到戶已經老的沒有牙了，批來批去反復批，批的人們‘談包色變’。明里都想躲開，暗里誰不知道農民喜歡的就是包產到戶，不說真心話，誰也說服不了誰。接著他撇開包產到戶，提出一個溫飽問題如何解決的問題，用事實和數字強調問題的嚴重性、緊迫性，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打開了。進而在大家極為對立的情況下，最后形成了1980年“75號文件”。文件把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中關于生產責任制的規定推進了一步。它肯定包產到戶是一種解決溫飽問題的必要措施。不能自上而下用一個模式強迫群眾，群眾有自由選擇的權利。這是在農業政策上對“兩個凡是”的破除，意義重大，而且深遠。
那時，推進包產到戶形成了“上面放，下面盼，中間有個頂門杠”的局面。“75號文件”發出后，耀邦找杜潤生研究如何改變幾個省對包產到戶“死堵”的態度。他們分頭到河北、東北幾個省搞調查，解決問題。后來杜還幾次到福建、廣東、山西等省宣傳做工作，所到之處領導層沒有再反對包產到戶了。1981年底，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社隊已近半數。
1981年12月，杜根據中央精神，起草了關于農業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度，結束了包產到戶30年的爭論。因為當時不贊成包產到戶的占優勢，而且態度強硬。起草的文件送中央書記處審已來不及，就作為中央1982年的“一號文件”發出，不料得到全國農民特別強烈的擁護，說我們農民的事業也上了中央的紅頭文件了！耀邦說，“農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此后連續五年照此辦理。“一號文件”不是規定農民怎么干，它是總結農民的經驗，非常尊重農民，杜在寫第一個“一號文件”時，請了兩個地委書記，一個是安徽滁縣的王郁昭，還一個是浙江湖州的沈祖倫，我和他們都很熟。這兩個地方情況不一樣，杜把他們請來，不是征求一下意見就算了，而是參加文件起草，使當地農民主要意見能夠確切地表示。起草“一號文件”內部爭論得也很激烈……如此，五個“一號文件”相繼誕生，成為中國農村的改革指路航標。
萬里對杜潤生很尊重，認為他是農委負責人中最了解農民、替農民說話的。還說，當年被批為“小腳女人”的鄧子恢和杜潤生其實是中國兩位“農民問題”真正的大專家。
1982年春，國家農委撤銷，成立了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杜潤生任主任。在他的帶領下作風比較民主，使農口各部門常常扯皮的事反而處理得較好。同時，機關的工作人員不斷下鄉調查研究，密切了與各省市及農村基層的聯系，及時能聽到群眾的呼聲，促進了上下互動。更重要的是與各研究單位、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建立了廣泛親密的聯系，這是過去所沒有的。上世紀80年代，中國研究單位和研究人員大量增加，農研室和農研中心起了帶頭作用。對中國改革事業和整個經濟出人意料的大幅度連續增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
大家都認可的一句話：關鍵時刻，關鍵崗位上用對一個人，就等于事業成功了一半。中國農村改革，是中國改革的關鍵，以至于有些西方學者稱杜潤生為“改革之父”。我們機關和省農口的同志們都認為，杜潤生是農村改革的“參謀長”。有這樣一位無時無刻都“情不自禁關懷著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的“參謀長”不僅是中國改革的幸事，也是中國農民的幸事！
農民利益的代言人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廣大干部群眾普遍認為杜老是農民利益的代言人。
他十分關心農民的利益，重視保護農民的利益，而且特別善于在復雜的矛盾中協調各方面的關系，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去實現農民的利益。之所以能夠如此，就因為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很有理論水平的老共產黨員。早在太行山時期，他就是一個出名的秀才，懂得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來處理問題，原則性同靈活性結合，有群眾觀點，會走群眾路線，是做群眾工作、農民工作的能手。我認為，杜老作為農民利益的代言人，不僅是80年代的農村改革時期，也不僅是50年代合作化時期，早在戰爭年代他就重視農民利益，懂得農民問題的特殊重要性了。
杜老一生很坎坷，他說自己沒有功勞，苦勞倒有一點。這當然是他自己的謙虛，實際上不少時候他有功勞，卻被人為地一概抹殺了，甚至當做錯誤來批判。建國以后這一段，“左”不斷地發展，杜老一次又一次地挨批評，甚至加上莫須有的可怕罪名。杜老屢遭挫折，積極性始終不倒。經得起考驗，受得了委屈。這是在革命實踐中鍛煉出來的。他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抗戰開始，他返回家鄉，組織了一個抗日游擊隊，不會打仗，也敢指揮作戰，這不是很好嘛。不知為什么，后來就挨整了，降到《勝利報》去當編輯，他不在意，不計較這些，照樣努力工作。后來才發現了他，承認他是個人才，才又讓他去當領導，是太行六分區的專員。老同志中有不少人有過類似的遭遇，都能表現出革命者應有的氣度，但是他更不同的是，有獨立思考，受到錯誤的批判也不停止思考，事后證明正確的是他，還要繼續思考，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深，想得很透，因此比較客觀，比較公正。他善于思考，也善于表達，有獨特的表述方式，很有魅力。我1943年聽過他一次講話，他當然不會認識我這個聽眾，可是我聽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一直佩服得不得了。可算是“一聽鐘情”。
他不整人，卻原諒整他的人。被整的時候不垂頭喪氣，正確了也不趾高氣揚，心胸特別廣闊。“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這個“容”字，而且這不完全是由于性格寬厚，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他認為自然與社會本身具有豐富的多樣性，要善于處理這種多樣性。所以什么意見都聽得進去，什么人都容得下，都能調動其積極性。
他還有個最值得學習的特點是孜孜不倦的追求新知識。他早就是公認的大知識分子，越到晚年，學習興趣越加濃厚，認真的程度，領域的廣泛，是許多好學的青年學者都自愧不如。他對事物往往采取一種學習、研究的態度，喜歡找人探討。他的許多老朋友，更多的是“小朋友”都是可以促膝深談的。僅僅說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遠遠不夠的。他從不居高臨下地指示別人，教育別人，總是平等的討論。傾聽，真心實意地想從對談者那里發現、吸收有益的新思想、新觀點。哪怕只有點可供參考的思想、資料，他也不放過。使人不知不覺就受了影響。原來的看法慢慢心悅誠服地改變了，或者說提高了。
同青年人交朋友，虛心學習青年人的新思想，使他心情愉快，變得更豁達，有益健康長壽。從生理上說，人總是要走向衰老。從心理上說，卻出現了越老越年輕的特點，這很了不起。
最后重復一句。杜老之所以能夠成為真正的農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國農村改革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是因為，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共產黨人，而不是教條式的、更不是官僚式的，不妨說是開創了一種越老越年輕的模式，越到晚年越成熟，學問越大。
他是中國農村問題的大學者，大專家。
祝愿杜老健康長壽！ (責任編輯 楊繼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