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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中國國際金融博物館主辦的“江湖”沙龍舉行第十二期，本期邀請到的主講嘉賓是北京大學[微博]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由他講述自己的“江湖故事”。
在活動中，特邀嘉賓翁永曦評價周其仁說，他是一個好學、目光敏銳、充滿好奇又思想深刻的人，同時，周其仁優秀的口才也使他的才華得以施展，然而盡管如此，如果沒有杜潤生老師的知遇和提攜，周其仁也未必會有今天。
翁永曦評價說，八十年代所謂思想界中心的“九號院”，其靈魂是杜潤生，其色彩就是像周其仁這樣一幫思想有色彩的年輕人。
以下為部分演講實錄：
翁永曦：周其仁是我很多年前的老朋友了，他剛才講的那一段經歷，我跟他差不多，我在農村待了八年頭，他有七年頭，我們都有相同的經歷。周其仁給我印象很深的九十年代初期，大概91年還是92年到美國去我在紐約，他在洛杉磯上大學，我就想跟他聯系一下，想跟他聊一聊，打了一個電話到他家里。我記得那時候晚上時間11：50左右，他老婆接的電話，他說：“老翁啊，其仁在圖書館看書還沒有回來”，這就是周其仁。
像這樣的人，八十年代初期這些年輕人大概二十七八歲，不到三十歲左右。有了農村這些經歷，他會發現我們以往所受到的那種萬花筒里所看到的世界，和真實去體驗的世界是有巨大的差別。而且處在社會最底層，它會有一種強烈的面對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有一種強烈的要求去改變的這種愿望和動力。
正是這些促使我們在上了學以后，或者有機會比如像周其仁講的，他見了杜潤生，打開更開闊的視野的時候，就去思考更深入的問題。應該說我和周其仁都算杜潤生的門徒，杜老特別值得向大家介紹一下。
我回想起杜潤生五級干部，跟胡耀邦級別一樣，是你第一次見到的最大的干部，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最大的干部，我見到杜潤生很偶然的機會，我在中國農民報當記者，剛去了不到一個月，我們社長叫苗配時(音)，今天在辦公室誰閑著，去去，把明天的社論清樣送到農委，交給杜主任，請他審查一下，明天早晨要見報。小翁你干嗎呢？我說現在沒事，去，我騎自行車送到國家農委去。老頭沒見過我，你哪的？我說我們社長讓我給你送社論來了，明天見報，請您審查。老頭說我沒見過你，我說是啊，我剛到，剛到農民報不到一個月。杜主任說，原來干嘛了，我原來插隊的，多長時間啊？前后十個年頭有八年整，那時間不短啊，有什么體會啊？我就覺得農村太窮，農民太苦，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太大，我覺得國家農業政策應該建立在務農有利可圖的基礎上。他說這算一條，有第二條沒有？我說有，我說從小受到的教育就叫“大河有水小河滿”，到了農村我才明白，無論自然界還是經濟界從來都應該是“小河有水大河滿”。老頭說你把社論擱那兒吧，我回頭看完了，派人送過去。什么話沒有了。
一個禮拜我接到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調到國家農業委員會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調令，這就是杜潤生，不光他，習近平、王岐山都是杜老的門生，像習近平什么，我們到底下當縣委書記，到縣里工作，都需要天天面對農村的問題，希望得到杜老的支持。都需要到國家農委匯報工作，請杜老指點，九號院真是一個傳奇，杜老手下大批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這樣的老頭遇到周其仁這樣一個活寶。人的腦袋上三個部分最主要，他觀察問題很敏銳，聽的東西東打聽，西打聽，好奇啊，然后他很認真去思考。另外周其仁有一個我們都不如他的，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極強，邏輯性極強，他都用上了。所以在這個組里，自己回憶杜潤生那篇文章里面，他自己寫過，中央出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連續除了五年，最后校對清樣到印刷廠校對，派他去的，他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想我來校對，最后機要文件，中央文件，我還不是一個黨員呢，所以杜老放手使用年輕人，是想不到的。
我就跑到一個事情，我到國家農業委員會報到，大概不長時間，有一天杜老說小翁你過來，我到辦公室，上午我在姚一玲同志那兒開了一個會，中央決定今后十年對農村建設農業投資一千五百億，八十年代初啊，我工資一個月才五十塊錢，對農業投資要一千五百億今后使用，不得了的事情。你去考慮考慮，拿個方案出來，各位，你們都年輕人啊，估計歲數比我小很多。中央的頭說了話，交給了國家農委會副主任杜主任，找了一個白丁，狗屁不是，你考慮考慮拿個方案去。我估計像這樣的老頭，這樣的好干部，共產黨里真不多，這是大實話。沒有他，就沒有八十年代初期這一幫生龍活虎的年輕人。南方一個記者給我打了電話，說九號院，我拒絕采訪，但是我告訴你九號院靈魂就是杜潤生，九號院的色彩是一幫生龍活虎的年輕人，九號院的成果連續出了五年，一年一個一號文件，差不多吧，這個插曲。該回到主角了。(編輯：張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