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所使用的飼料大多數都含有轉基因成分。用轉基因作物或者其加工副產品制作的轉基因飼料是否會對動物乃至人類產生不良影響，科學家仍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

　　支持方認為，在飼料中使用轉基因作物，是基于我國高蛋白食品需求與糧食供應之間的矛盾。反對方認為，發展生態農業和提高農民積極性，才是解決我國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解決轉基因飼料安全問題的終極手段。

　　■本報實習生 邱銳

　　隨著人們對食品安全關注程度的提高，“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已經成為近年來科學界乃至民間廣泛爭論的熱點問題。然而，今年3月2日，農業部首次在官網上發布“進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審批情況”(以下簡稱“審批情況”)， 又一次將這場“轉基因安全性”之爭推向了風口浪尖。

　　據了解，農業部此次公布了自2004年以來中國進口的各類轉基因農產品，種類涉及大豆、玉米、棉花以及油菜等多類農作物。其中，到目前為止共有79批產品獲得安全證書，有37批產品的證書在有效期內。同時，“審批情況”顯示，我國目前所進口的轉基因農作物的用途皆為“加工原料”。

　　據業內專家解釋，“加工原料”是指這些進口轉基因作物將被用于油料加工、動物飼料、食品制造等領域，而其中以作為動物飼料的比例最大。

　　那么，用轉基因作物或者其加工副產品制作的轉基因飼料是否會對其所喂養的動物，乃至最終的消費者——人類產生不良影響呢？

　　記者在采訪中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答案。

　　風險有待長期觀察

　　“目前我國畜禽所使用的配合飼料大多數都含有轉基因成分。”國家飼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農業大學(微博)教授譙仕彥表示。

　　他解釋說，跟人的食物構成一樣，蛋白質也是畜禽的必需養分。大豆經過浸提或壓榨后的副產物，即行業內所說的豆粕和豆餅，是畜禽飼料的主要蛋白質來源，幾乎所有的豬雞配合飼料都要用到豆粕或豆餅。

　　然而，目前我國國產大豆是非轉基因大豆，國產大豆卻只占我國大豆總消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都是從美國、阿根廷等國家進口的，美國大豆都是轉基因大豆。

　　海關總署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累計進口大豆5264萬噸，2010年則高達5480萬噸。而美國農業部去年12月公布的研究報告預測，2011/2012市場年度，中國大豆進口量將達到5650萬噸。

　　“只要是從國外進口的大豆，都為轉基因大豆。所以，我們在飼料生產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摻有轉基因的成分。”譙仕彥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而對于含有轉基因成分飼料的安全性問題，記者所采訪的許多專家皆表示，目前短期實驗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轉基因飼料會產生明顯副作用，這還需要進行長期全面的觀察與實驗。

　　“我們所進行的短期研究表明，轉基因飼料沒有副作用，至于是否有長期風險，我還不能下結論。” 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動物營養學分會理事譚支良研究員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早在2006年，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梅曾在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和青島市科技發展計劃的支持下，組織了一個名為“轉基因作物監測及安全性評價方法的研究”的項目。在該項目中，劉梅團隊利用進口轉基因和國產非轉基因豆粕制作飼料，喂養吉富羅非魚，然后，分別于飼喂4周、7周以后稱量體重，取其血液，檢測其血液常規生理生化指標，用以評價轉基因豆粕對羅非魚生長和生理的影響。

　　劉梅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通過研究發現，食用含有轉基因大豆飼料的羅非魚在一些生化指標方面，如白細胞數量、血小板體積與分布等方面發生了異常，同時，在羅非魚的組織中，也發現了一些原先并非屬于羅非魚的基因片段，結果可以說明，轉基因大豆對羅非魚的一些生理過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并未對其生長造成可見的影響，而且這種異常是否表明對羅非魚造成了實質性的傷害，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同時，劉梅特別強調，因為這個結論還只是初步結果，實驗需要進一步完善，不能以此得出轉基因飼料有害的結論。

　　譙仕彥則介紹，他所在的研究中心曾經做過兩項測試抗除草劑草甘膦的轉基因豆粕對豬飼喂安全性試驗。其中一個試驗為，用含抗草甘膦轉基因豆粕的飼料喂養7到8公斤左右的斷奶仔豬，一直持續到豬的體重增加到20公斤左右，觀察記錄這個時間段內豬的各項生理生化指標變化；另一個是對20公斤至50公斤的豬進行消化試驗，檢測是否對豬的消化功能有影響。

　　“從我們的試驗結果來看，沒有發現轉基因大豆對豬產生不良影響。”譙仕彥說。

　　但是，譙仕彥同時承認，目前的試驗還不完善，還需要進行長期的試驗研究。比如轉基因豆粕長期飼喂母豬后對后代的影響，“但是，這些研究難度大，花錢多”。

　　而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張軍民則認為，只要是符合相關要求與研究流程的轉基因作物以及飼料，其安全性是能夠得到保證的。

　　他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解釋說，研究人員在決定將一段基因轉移到另一物種時，會對這一基因的作用與安全進行嚴格而仔細的評估，并根據有關轉基因法規委托專業機構進行各種風險評估，這一過程往往長達七八年。“因此，只要是嚴格遵照程序，轉基因產品作為飼料的安全性是可控的，而且是可信賴的。”他說。

　　不同的聲音

　　然而，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則堅決反對上述幾位專家的觀點。他認為，轉基因飼料有相當大的風險性，已經有大量實驗證明轉基因飼料會對動物產生不良影響，而且這種不良影響又極有可能會通過食物鏈最終傳遞到人類自身。

　　他首先從理論上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解釋說，傳統生物學認為，自然界中的基因交流都是縱向發生的，也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而跨物種、跨界之間的基因交流，即“橫向轉基因”，在自然界中發生的概率非常小。

　　基于此，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者們普遍認為，通過“橫向轉基因”進入人類及其他哺乳動物的消化道的轉基因成分是不存在的。這一理解在當初對于轉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評估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而現在，科技發展出了更為精密的檢測技術，發現有部分DNA并沒有被消化系統摧毀。英國學者在食用轉基因食物的志愿者的排泄物中已經發現了被轉入的DNA片段。

　　正常的基因可分為內含子和外顯子兩部分。其中，外顯子負責編譯蛋白質，而內含子目前的深入作用還在研究中，但是能夠確認的一點是，它不參與蛋白質的編譯。

　　正常的植物基因含有內含子，因此其基因長度較長，動物食用該植物后，就不容易轉移到動物腸道細菌中。即便偶然進入了腸道細菌中，細菌也沒有功能除去它的內含子段，因而這個偶然進入的基因也不會被表達。

　　而轉基因作物在插入基因的編碼段卻沒有內含子，這使得轉入的基因更容易在細菌中被表達。

　　“這就意味著，人為轉到植物中的基因，會被轉染到動物腸道細菌中，也可能被表達。如果這種基因是產生某種具有毒性的抗蟲蛋白，那么，一旦被其轉染的腸內細菌所表達，則該動物腸道細菌豈不成了制造毒性蛋白的‘車間’？”

　　“動物都有毒了，你說能不影響吃動物的人嗎？”

　　蔣高明表示，上述危害只是轉基因飼料危害的一種表現形式，對其他方面以及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進一步研究之中。

　　他還向記者透露，中國科學院某課題組也曾做過轉基因飼料安全性的實驗，初步的實驗結果也與上述專家的看法大不相同。據介紹，該課題組選取出42只基本等重的實驗雞，分3組(喂食疑似轉基因玉米、普通玉米、有機玉米)自由散養于同等環境條件的露天養雞場內。每組14只，其中母雞13只、公雞1只。

　　實驗歷時263天后發現，喂食疑似轉基因玉米的雞群共產蛋121個，喂食常規玉米的雞 產蛋349個，喂食有機玉米的雞產蛋449個。喂食疑似轉基因玉米每只雞的產蛋量，分別為喂養常規玉米和有機玉米的34%和27%，產蛋數量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僅為常規玉米或有機玉米的三分之一左右。“實驗結果說明，轉基因飼料對動物的生殖系統會產生不良影響。”

　　該課題組成員則向記者解釋，之所以選擇“疑似轉基因玉米”，是因為他們無法通過公開渠道從轉基因作物公司獲得需要的產品。“一聽說我們是做轉基因安全性的實驗，許多公司都拒絕賣給我們樣品，我們只好在出現動物異常的地區自行購買。這導致的結果是，如果實驗結果最終證明該轉基因作物不適合作為飼料，這些公司肯定不會承認這些產品是他們生產的。”該課題組成員稱。

　　糧食問題是根本

　　那么，應當如何看待與面對目前對于轉基因飼料安全性的爭議呢？

　　一些專家認為，在飼料中使用轉基因作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無奈之舉。因為我國面臨著民眾對如肉類、蛋類等高蛋白食品需求不斷增加，與緊張的糧食供應狀況之間的矛盾。

　　譙仕彥介紹，以前農戶養豬，基本上是每家每戶散養，一家一年才能有一頭豬出欄，其喂豬的飼料除了糧食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植物以及餐廚剩余物。

　　然而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目前這種養殖方式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規模化養殖。這種養殖方式講求經濟效益，對豬的生長速度要求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賴配合飼料。

　　譙仕彥曾經計算過，如果我國的豬全部采用配合飼料，那么每年將消耗糧食生產總量的40%左右。

　　“這么大的需求，在糧食單產沒有革命性突破的情況下，飼料中很難不使用轉基因作物的加工副產物。” 譙仕彥說。

　　由此可見，糧食供需的矛盾問題才是導致轉基因飼料安全之爭的關鍵問題。

　　為此，一些專家建議，國家還是應當加大對轉基因作物與飼料安全性研究的支持力度。

　　然而，在蔣高明看來，這種通過發展轉基因技術與進口轉基因作物的方法來解決我國的糧食問題不但不能治本，還將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辦法。

　　他解釋說，一方面，除了對食品安全造成潛在影響外，轉基因作物還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他舉例，江蘇鹽城大豐市從2001年開始種植轉基因抗蟲棉，近年來優勢逐年下降。不但轉基因棉質量越來越差，而且棉鈴蟲被基本控制后，盲蝽蟓、煙粉虱等刺吸式次生害蟲集中大暴發，使得總用藥量不減反增。

　　另一方面，大面積推廣轉基因作物，尤其是那些跨國公司控制的轉基因作物，將會對中國糧食生產主權乃至糧食安全產生重大影響。以轉基因大豆為例，現在國際上有低價向我國傾銷轉基因大豆的趨勢，目的就是為了逼迫我國農民無法種植本土大豆。“一旦我國真的無人種植大豆，那這些公司的大豆價格肯定不會像現在這么低，到時候肯定會‘坐地起價’，我們的糧食主權也落在了他們手上。”

　　蔣高明認為，發展生態農業和提高農民積極性才是解決我國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解決轉基因飼料安全問題終極手段。“最近，歐盟和美國合作進行一個價值500億美元的項目——發展天然有機食品的貿易。可見，回歸生態農業、有機農業才是真正的趨勢。”

　　為此，自2007年起，蔣高明帶領研究團隊，在山東租用40畝耕地，開展生態農業試驗示范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全面停止農藥、除草劑、化肥、農膜、添加劑，不使用轉基因技術，驗證生態學在維持農業產量、提高經濟效益中的作用。

　　據蔣高明介紹，到2010年，由于采取嚴格的農田生態保護措施，輔之以先進的生態技術，該地由低產田變成了高產田，生物多樣性也大大提高；地里的作物不但很少受到害蟲侵害，而且產量也已超過常規產量。

　　“生態田中種植的作物無論作為食用糧食，還是喂養飼料，根本就不會產生那么多的安全爭議。”他說。

　　70%

　　國內目前1.5億噸的飼料，約需3750萬噸蛋白質原料，其中70%依賴進口，每年需要進口3500萬噸大豆。

　　56%

　　1996年~2009年，全球轉基因作物帶來約650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其中44%是減少生產成本的收益，56%是產量提高的收益。

　　6個

　　2011年，6個歐洲國家批準種植轉基因抗蟲玉米，20多個轉基因玉米品種獲準進口用于加工飼料。

　　1.6億

　　2011年全球29個國家、1670萬農民種植了1.6億公頃轉基因作物，面積比2010年增加了8%。

　　記者手記：

　　解決爭議須法律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