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建設數字圖書館軟件系統還是圖書電子版引發知識產權爭議 關于文化產品的數字版權問題及相關法律，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產權問題研究的重點。本報記者韓萌攝
本報記者賈浩森北京報道
2004年12月28日，北京書生數字技術有限公司（簡稱書生公司）董事長王東臨郁悶的走出海淀法院。剛結束的中國社科院知識產權中心鄭成思等7位專家狀告書生公司侵犯著作權案，法院一審判定書生公司侵犯了7位專家的著作權，須登報致歉并賠償7位專家20余萬元。書生公司當庭提出上訴，并表示撤銷相關公證的事宜已經進入了法定程序。這場已經歷時6個多月的官司并沒有隨著2004年的逝去而終結。
新聞回顧
2004年初，中國社科院知識產權中心鄭成思等7位專家從朋友處得知書生公司在其“書生之家數字圖書館”上，未經授權使用了他們多部著作。他們認為在未經授權、甚至著作權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將他們的著述直接數字化處理的行為，侵犯了自己的權利。
當事人
原告7位專家的領頭人鄭成思是最早翻譯介紹國外知識產權法律和理論的學者，參與了版權法等法律起草的全過程，身兼國際版權學會顧問等要職。
被告書生公司是國內最早掌握數字紙張產業核心技術的IT企業，其公司董事長王東臨身兼國家電子政務標準化總體組專家等要職。
圖書數字版權之爭
這幾年，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信息傳播量正以幾何級數速度增長，著作權人與版權使用者之間的交易也同樣以幾何級數的量級增長。但目前，版權交易模式主要還是沿襲傳統方式，即版權使用者與著作權人之間一對一的交易。
“如果1000個傳播者需要100萬個著作權人的授權，哪怕每次洽談所花費的成本（包括雙方的時間成本）只有區區100元，那社會就需要為此支付1000×100萬×100元=1000億元的交易成本。”王東臨對現有交易方式提出不同的看法，“高昂的交易成本嚴重阻礙了大量交易，使版權資源無法得到充分應用，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和經濟效益，還經常引發版權糾紛，使得數字圖書業舉步維艱，我們正大力推廣‘授權要約’的模式進行該圖書的數字版權授權。”7位專家之一也是此次訴訟的原告律師徐家力表示，按照《著作權法》規定，使用任何人的著作都必須經過本人的同意。至于同意的方式，那可以跟著作權人商量。“雖然現在有很多授權模式，但無論采取什么具體的操作方式，都首先要尊重著作權人的權利，不能無視這種權利的存在。書生公司擅自使用后，還振振有詞，還覺得合情合理，那怎么可能。
網絡下載證據之爭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最大的爭議就是原告出具的公證書，雖然原告認為這是最具法律效力的證據，被告則認為該公證問題多多。
書生公司的律師儲備提出，在鄭成思的那份公證中，從網站下載的網頁除了一頁外，其他網頁的工具欄和網頁條都沒有。而通常在打開網頁時，這些東西都應該有，沒有就說明被裁減掉了。“在沒有裁減掉的倒數第二頁出現‘山東XX市圖書館專用-知識產權文叢：第二卷’的字樣，我們認為這就是他們為什么要裁掉前幾頁工具欄和網頁條的原因。他們認為我們就是山東某圖書館。那為什么他們不說他們登錄的網頁就是山東XX圖書館的網頁呢。”儲備稱，山東某圖書館只是書生的客戶，書生為山東XX圖書館提供解決方案。
儲備提出，書生不認可對方證據中的時間問題。因為在對方提供的下載網頁上，時間一會兒是上午，一會兒又是下午。但公證員卻稱，這些網頁是連續打印的。“更明顯的是，在唐廣良的證據中有一頁顯示了深圳指數，而經我們核實，那個指數根本就不是那天的。我們也可以提供很多的資料證明，我們的網站是從來不對公眾開放。按照其方式不可能進入網站打開圖書。”對于公證的問題，徐家力認為，法院判決已經作了定論性的判決，書生公司確實侵權了，提供的證據法院也全部認可。在開庭前半個小時，專家方提供的證據當著原被告的面當庭做了法庭證據的封存。對于被告對公證提出異議，徐家力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公證的證據與其他證據比較起來，是被優先考慮的。公證的效力優于其他一般證據的效力。公證的意義就在于使證據固定化和更加有證明力。
我們的證據全都是由北京市公證處提供公證的，如果這個公證證據被推翻了，案子就推翻了，那等于說案件毫無疑義。”徐家力非常堅定地認為，公證是按照規范程序操作的，是有法律證明力的證據。
數字圖書館定性之爭
對于“書生之家數字圖書館”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機構，雙方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矛盾。
據王東臨介紹，書生公司根本沒有數字圖書館，所謂的“書生之家數字圖書館”準確名稱應當是“書生之家數字圖書館系統”，只是一套用來建設數字圖書館的解決方案。書生公司開發了這樣一套系統，各圖書館用這套系統來建數字圖書館，但書生公司自己并沒有開數字圖書館。同行業的超星公司和中國數字圖書館公司，有他們自己的數字圖書館網站，讀者可以通過購買讀書卡或注冊為會員，就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上看書。“這一點上書生公司與他們是截然不同的，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其中的差別，產生了誤解，七位學者也不例外，甚至連本案的審理法官也在判決書中想當然地以為書生公司開了一個‘書生之家數字圖書館網站’。”對此，徐家力提出，書生公司的數據庫根本就是把所有的專家著作，壓縮在他們的服務器上，然后在全國弄了很多鏡像站，山東XX市圖書館就是其鏡像站之一，他的數據庫則通過煙臺鏡像站反映出來，因為沒有主體部分它根本造不出來。“書生公司挑毛病說我們取得的證據是煙臺圖書館的不是書生公司的，那是他們不懂法律，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記者從一位IT專業人士處了解到，鏡像站是集群技術的一種，是將建立在同一個局域網之上的兩臺服務器通過軟件或其他特殊的網絡設備，將兩臺服務器的硬盤做鏡像。
其中，一臺服務器被指定為主服務器，另一臺為從服務器。客戶只能對主服務器上的鏡像的卷進行讀寫，即只有主服務器通過網絡向用戶提供服務，從服務器上相應的卷被鎖定以防止對數據的存取。
口水
特殊身份有優勢？
書生公司董事長王東臨在一審判決后表示，“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對方當事人的特殊身份，如果他們不是法學家的話，本案絕對不會是這樣的結果。”對此，徐家力憤慨地說：“我們是為公益事業打這個官司，我們不是為錢。我們想呼吁全社會對這種侵犯著作權的行為要予以打擊和制止。他們老覺得網絡盜版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實際上這是違法的。因為中國《著作權法》明文規定了網絡傳輸權。沒經過作者同意擅自在網絡上傳輸這是侵權行為，他們不懂這一條，所以習以為常。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想通過這一案子，使大家對知識產權予以重視，尤其對網絡傳輸權的重視。我們這次的訴訟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屬于公益行為，并不是為我們個人。因為我們這些人很懂這方面的法規，要是在不懂的情況下，他們可以這樣做，但我們懂得話，再麻木了，那這個社會不就亂套了嗎？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想打一個公益性的官司，在這方面喚起全社會對著作權的保護。”
官司
誰是正義之師
當人們正在猜測這個訴訟該如何進行下去的時候，更富有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在鄭成思等人以侵犯自己的著作權為由將書生告上法庭不久，書生公司也以侵犯著作權為由一紙訴狀將7位專家中的兩位鄭成思、唐廣良分別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與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作為版權界權威的兩位專家也會被以侵權名義告上法庭？該訴狀稱，被告代理人于2004年3月29日在行使代理行為時未經原告許可使用原告擁有著作權的軟件。被告在未與原告簽訂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也未取得原告許可的前提下，擅自使用原告的軟件，侵犯了原告的軟件著作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書生公司請求法院判令鄭成思及唐廣良就其侵權行為賠禮道歉，并賠償損失。
對此，徐家力表示，“鄭老師和唐老師根本沒有侵犯他們的軟件”。
因為是公證處的工作人員進入他們的網站，如果說侵犯軟件著作權，起訴的對象也應該是公證處。他們只是在代理之下對他們的證據進行保全。公證處現在還要打算起訴他們，因為書生公司到處說公證處作假，嚴重地損害了公證處形象。
而書生公司的副總經理陳芳則有不同的看法。“我們這樣做起初是把他們作為知識產權的專家，希望跟他們溝通，讓他們以知識產權公益性知識分子的身份，推動這件事情。不過，后來發現溝通不行，我們就純粹把他們作為法學家來考慮。
作為法學家，他們在訴訟過程中，更應該嚴格尊重司法程序，不應該有任何偽造行為。我們之所以要起訴他們，也是出于他們是知識產權專家。他們曾經說“我們在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都不能站出來維權的話，我們有失為一個知識產權專家”。同樣的道理，作為知識產權專家，當他們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的時候，他們如何應對這樣的局面。我們希望他們能通過他們所掌握的司法知識，而不是用其他方式來解釋他們的行為是不是違法。”“至于我們起訴他們的證據就是他們起訴我們的時候，作為最主要證據的公證書。因為在他們公證書上說，在哪個網站下載了我們的軟件，復制到了本地。我們的軟件和其他下載軟件不一樣之處就是要授權才能下載。雖然，我們也不認為這個案子肯定能判勝訴。但我們也想從這個例子上，看看他們從法理和司法的角度如何抗辯，我們不完全是為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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