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
1946年7月生；
1970年～1978年，在北京176中學任教；
1979年～1981年，在北京航空學院讀研究生；
1982年～1985年，任航空部621所研究室副主任；
1985年～1987年，任四通集團公司副總經理，OA部部長；
1987年～1991年，任四通集團公司副總裁，第一副總裁；
1991年，任四通集團公司總裁；
2003年9月，任新浪董事會聯席董事長。
與中關村許多成功與不成功的公司和人不同，段永基的四通是一個純粹的零資產啟動的民營企業，四通成立的時候什么都沒有，四通的人是從中關村現拉的，而有些公司在成立之前已經有了國家的投資以及技術、產品和人才上的積累。段永基有個綽號：中關村村長，但他是一個處于爭議中的“村長”，他所主政的四通與中關村科技都先后在光環下淪為垃圾股，他惟一堅持到底的對新浪的投資，卻最終挽狂瀾于既倒。一般認為，段永基是個多變的人，從他主政四通期間創造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投資項目可見端倪，有人評價段永基具有的豐富的商業想像力讓人驚嘆，而也有人認為其“決策隨意、行為短期化”。但不管怎樣，段永基和他的四通都是中關村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重要標志。
資本力量
早期的探索告一段落，中關村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期，聯想、方正等曾經的“小公司”逐漸羽翼豐滿，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名噪一時的“兩通兩�！迸c被喻為“國家隊”的長城已經逐漸隕落。進口開放后，在外資品牌的代理銷售沖擊下，中關村倒下了一批公司。國家相關部門所希望的“技工貿”定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開始逐漸轉向，“貿工技”定位堂而皇之、潛移默化地徹底替代了“技工貿”。可以說，這一轉變在外資品牌逐漸進入后就已經注定了要發生。
1987年海淀區政府的一次會議上，在中關村仍被視為小兄弟的柳傳志遇到已經聲名鵲起的四通掌門人萬潤南。萬潤南以老大哥的姿態拍著柳傳志的肩膀向區領導介紹：“他們盡管現在還比較小，但今后可能不同凡響�！睋f，多年后，柳傳志仍記著這段經歷，并從那時決定和四通決一雌雄。
第二波沖擊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正是中關村的沉寂時期。進口放開后，在外資品牌的代理銷售沖擊下，此前還差強人意的國產PC節節敗退。
1990年，還保持著PC年銷量超萬臺的長城，似乎在一朝一夕間，其市場份額和另外一家計算機巨頭浪潮一起被沖刷殆盡。
回顧長城和浪潮失利的原因，“缺乏市場競爭經驗”是國內IT業提及最多的一句話。計算機進口許可證制度取消前，高關稅使得IBMPC價格幾乎是長城價格的兩倍，而且，國家單位被要求使用長城，否則財政不予撥款。而市場一放開，中關村曾被認為擁有優勢的技術因素便被打回了原形。
在一份由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于1992年撰寫的研究報告中有這樣一個例子：一家靠漢卡起家的企業，由于失去市場，業務變成了以貿易為主，1991年，其技術性收入為零。
1989年，通過在香港從事板卡制造賺到一些資金后，聯想決定再走一遍老路子———做代理，合作伙伴是AST.因為由于按當時的標準算得上是價廉物美，AST一下沖開了中國市場，在中關村滿大街都是。而聯想利用香港的合作平臺，幾乎壟斷了它在國內的代理權，完成了進一步的資本積累。
聯想的這種戰術與四通不謀而合。1989年，段永基掌舵后，四通開始與國外大公司進行全方位合作，并最終成立了50余家獨資、合資及聯營企業，擁有4個海外分支機構，業務遍及電腦、電子、電工、通訊、辦公室設備、軟件等各領域。當時向外尋找合作伙伴的也有方正。
通過與海外廠商的直接接觸，中關村企業將代理制日益完善，告別了只能做“代理的代理”那種尷尬日子，避免了在國產的PC和漢卡失勢時陷入整體困局：1990年，聯想開始推出自有品牌的PC，不過，當年只賣出去2000臺。在1991年的統計中，聯想的技工貿總收入是近4億元，技術收入只有5000多萬，四通的技術收入也只占總收入的20%.同時，更重要的是，走出國門的企業終于看到了一條獲得資金的“活水”，而在此之前，企業的投資只能靠“公家”的撥款和自身有限的盈利。
臨近1994年的時候，中關村已經準備好了與國際資本的聯姻。四通率先于1993年8月在香港上市，1994年是聯想，1995年方正也緊隨四通在香港上市。
在這前后，國內的資金也開始向中關村聚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發表引發中國的第二輪“下海潮”，中關村的公司熱突然重新開始升溫。到1993年，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當年年底，中關村注冊公司總數已達3769家，是1991年的近3倍。
東風壓倒西風
雖然一直被指責為“組裝廠”，但僅僅用了兩年，掌控了銷售渠道的聯想就在與國外品牌市場的對決中一舉勝出。
由于聯想主營業務業績不突出，上市后業績并不穩定———在決定發力PC的1994財年盈利1億，但到了第二年就虧損1.6億，1996財年繼續虧損2800萬。但是，在資本的支持之下，聯想義無反顧地推廣自有品牌，建立自己的渠道。
相比之下，四處突擊的四通和掌握著激光照排技術的方正業績一直不錯，1995年盈利1.1億，1996年1.2億，1997年1.4億。四通從1993年至1997年，年年也均有盈利。
然而，方正掌門人張玉峰在聯想的PC業務開始風生水起的1995年年底也意識到，此前一直依賴王選的激光照排技術維持利潤的方正未來終究是無力與國外的軟件巨頭在技術和資金上抗衡的，從而開始投身PC制造業。
雖然事后證明張玉峰的預感是正確的，但腳步已經比聯想慢了一拍，幾乎只能坐視聯想的做大。
1996年，倚重PC業務的聯想超越IBM、康柏，成為中國市場占有率第一的品牌，與四通的力量對比開始出現轉機。從1997年到2000年，聯想PC產量連續從46萬臺，攀升到260多萬臺。
又用了兩年，在1998年，聯想借助業務的增長終于在利潤上也獲得了收獲，盈利2.8億港元；而此前并不把聯想視為對手的四通和方正卻同時出現了第一次虧損，虧損額分別高達8986萬和1.6億。
談起聯想PC的成功，除自建渠道的優勢、低成本的優勢外，從1992年才陸續開始正式進入中國的外資廠商立足未穩，對中國市場不夠了解，因而導致這些跨國巨頭無法在中國施展其霸氣，顯然也是令聯想取得成功的又一因素。
微軟中國區原總裁高群耀在他的《體驗微軟》一書中擊中了要害：在崇尚分權而治的跨國公司中，中國區總裁往往又發現自己只是管理矩陣中的一個節點，一不直接管市場，二不直接管財務和法律，甚至不同產品線的業務人員都有自己直接匯報的老板。而在瞬息萬變的中國市場中，價格問題、版權問題、服務問題、商業習慣問題等，都不能根據市場自主調整，而需向萬里之外的老板請示決策。
其次，外資在華機構往往設置重疊。中國區上往往還有個大中國區，大中國區通常下轄內地、香港和臺灣三個地區性公司，但發展到現在，大中國區所轄之下其實早已是中國區一枝獨大。
于是，大中國區不可避免地會插手中國區的業務，最終導致內部權利斗爭紛起。
就在國際大廠商紛紛困擾于“大機構綜合征”時，中國的本土“小公司”以簡單的模式占據不斷擴大的市場空間。這一模式很容易總結：依靠本土化產生的低成本優勢，比拼誰能占據更多的銷售渠道和承受更低的利潤比例，像賣彩電一樣賣PC.這一模式在上個世紀90年代走到巔峰。
風險投資
至2000年，在投資商的動作下，中關村地區有20多家企業成功上市，超過全北京上市企業總數的一半，被稱為中關村概念股。
在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1998年的中關村研究報告中，已經專門為風險投資開辟了一個章節，其中說到：近期，中關村已經出現了成熟的、遵循國際規范的風險投資行為，最近不斷有著名的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進入中關村……
從1992年開始，北京試驗區每年都撰寫一份“中關村研究報告”，為我們留下了許多詳細的官方數據。1999年6月，正值全球的IT產業熱達到頂峰的時期，根據國務院下發《關于建設中關村科技園區有關問題的批復》的精神，“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正式更名為“中關村科技園區”，隨即提出“二次創業”的概念。中關村迎來了它最輝煌的時期。中關村也早已成為高科技的代名詞。
1997年開始，蔓延歐美的網絡熱潮終于直接刺激了中國人的神經。當年底，四通原程序員王志東引進了美國三家投資機構的650萬美元風險投資，擴張四通利方網站。又過了一年，通過并購主營業務在北美、中國臺灣的華淵，最終形成了“新浪網”。
中關村的涵蓋擴大到了虛擬空間。樹立在中關村大街上的瀛海威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一時間成為中關村的另一標志。
通過吸納投資，四通利方獲得飛躍式發展，總資產達1500萬美元。中關村的公司也發現了另一種不同于生產、銷售的“輕松”盈利方式———等待風險投資突然從天而降。
資本反過來開始攪得中關村有些不知所措。
2000年年初，聯想分拆為兩大集團，一路堅守陣地，另一路向互聯網進軍。
其后，2000年4月，新浪網宣布在美國納斯達克掛牌上市。
隨著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新浪股價不斷攀升，四通電子一改此前的虧損狀態，業績一路水漲船高。四通電子2000年中期報告中喜稱，中期純利大幅上升4倍，利潤的大幅上漲主要來自其持有8%股份的新浪網在納斯達克的上市。
翻閱資料時不難發現，當時，大家在討論中關村未來的盈利模式時，代表著互聯網、風險投資和上市的新浪、四通利方幾乎被公認為是未來潮流的代表，而傳統業務幾乎被公認為已經掉隊。
然而，不過一年時間，隨著IT熱的突然冷卻，事情又恢復了原來模樣。2001年6月，王志東沉沒，四通股票跌回到了8毛錢，市值跌回10億多港幣。新浪一度在停退市邊緣徘徊，聯想的FM365也無疾而終。
至今，在回顧上世紀90年代中關村最輝煌的歷程時，人們不得不承認，成就這份輝煌的兩大因素是本土技術、營銷力量的發展和來自四面八方的投資熱潮，后者并進一步引發了各種繁華景象，但大潮過后，真正算成功的只有PC一項。本報記者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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