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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30日,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主辦、南方日報承辦的“龍行天下 風氣南方——中國入世十年總論壇”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圖為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湯敏發言。
湯敏:非常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大家探討這么重大的話題,剛才龍部長談到我們進入WTO之后中國經濟和中國所創造的輝煌。我84年出國之后到2000年回國,然后親歷了這段中國加入WTO之后,我們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跟大家一起我們得到WTO的興奮和很多困惑。
現在問題是過去我們創造了十年的輝煌,未來十年這個輝煌能不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提出后WTO時代是指現在開始往后的十年世界經濟整個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經濟,中國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也在發生著巨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才能保持我們在WTO入世之后的輝煌,而且把他一直推到未來十年、未來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在過去幾十年里頭,有16個國家和地區都能達到每年GDP7%以上,而且連續保持20年之久。在這16個國家里頭最后能夠從中等收入國家最后變成高收入國家和地區最后只有六個。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盡管可能幾十年,25年保持高增長,但也可能在某個時候出現問題。
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未來十年對中國來說,特別是中國經濟來說他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時代,這個年代里頭我們怎么樣保持我們經濟的持續發展。第二,這個年代又是中國的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從我們企業本身市場需求來說,是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時代,這個時代我們怎么樣走的好。這個時代還將是世界的規則發生巨大變化,每一次大危機之后都會發生一次大的整個的運行規則的變化。而中國恰恰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來說有了一定的話語權,有了一定的參與權和決定權。我們在世界事務里頭我們的地位和我們的作用又是什么。我覺得這三個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在后WTO時代保持輝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的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從國內來看,我們過去依賴大量廉價勞動力,隨著勞動力短缺,隨著勞動工資迅速增長,這個日子很可能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依賴巨大債務市場,隨著這次危機,隨著美國和西方國家減少他的債務,增加他的儲蓄。由于美國西方這些國家來開始再制造,再重創他的制造業,而我們過去那些簡單的去把別人一些技術,把別人一些機制、模式把他復制下來,在我們這里頭重新來生產這種模式,這個市場也越來越小了。
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現在處于一個我們稱之為叫做創造性的破壞的時代。這個時代早在1890年由經濟學家,現代經濟學鼻祖馬歇爾在整個《經濟學原理》曾經表述過,他把這樣稱之為創造性破壞這種經濟發展的一種突變時期,他比喻像一個森林成長,在一個大森林里頭,在快速增長的國度,像一個森林的一些樹基本長不起來了,這時候需要換一些樹種,換了樹種之后,這些新的樹種以更高的生產力,更快的速度來生長。而一旦開始換樹種的時候就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原來的樹種對新生的樹苗遮擋陽光,怎么保護新的樹種,怎么砍伐老的樹種。第二,一旦你開始換的話,一旦你開始進入這個循環,你就需要不斷的更換樹種,不斷的提高你的生產能力。現在我們碰到的問題,就恰恰是這個問題。中國經濟隨著我們的勞動力短缺,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經驗來看,他將會是一個產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這跟過去30年都非常不一樣。在這個時候我們以什么樣的機制來淘汰曾經是非常成功的企業。
最近我們市場上討論的比較多的關于中小企業融資難,中小企業困難的問題,這些方面是由于我們的貨幣政策,由于我們整個金融政策造成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我們相當一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已經到了生存門檻的時候。因為他們現在面臨著一個創造性破壞,在80年代韓國,在70年代日本,他一定是有很特殊一些貨幣政策和這些金融機制問題,但那個時候短短幾年里頭他整個產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從東南亞,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在這種關鍵時候轉型沒轉上,對他們造成的損失,造成他們不能升級的這種經驗來看,這個轉型階段是非常關鍵的時期。
我們不但要騰出市場,騰出資金,騰出土地,為這些新的產業,為產業的改革、換代、升級,但是這些升級的機制是什么。我們哪些產業應該讓他發展,哪些產業應該被淘汰,這由誰來決定,由什么來決定,這些也是一個非常重要一些選擇。如果我們過多政府決定,那么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來看,政府不一定比市場更聰明,很可能又作出很多好心辦壞事。如果這段時間,政府在經濟發展里頭起到非常重要的政府推動,下一步政府產業政策怎么樣做才能真正在這種創造性破壞的時候是以創造而不是以破壞為主。
在這里頭我們面臨三大任務,一個是我們要改革我們現在國有壟斷企業的體制,因為現在壟斷企業,壟斷他的范圍越來越廣,他對市場的機制越來越大。第二要改變我們投資體制,我們過去那種50%以上由企業自己拿錢出去投資,而這些有巨大利潤企業不一定是那些新的產業或者是值得去推進的產業,我們很可能會造成我們投資的巨大浪費。投資的效益來說中國在整個發展中國家都是相對比較低的。這里頭還涉及到我們金融產業改革,金融改革從西方國家來看,我們發覺他的那套過度金融化,過度衍生產品,他有他的弊病。中國未來我們的金融體制是什么樣的體制?我們怎么樣能保證讓我們金融體制改革以后,他也真正能夠扶助實業為主,而不是去制造更多的泡沫。這些都是我們要保持在后WTO時代輝煌的非常重要的點。
我們企業要走出去,我們有3.2萬億的外匯儲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稱之為現金為王,大危機的時候誰有現金誰為王。但是現金在什么情況下才能為王呢?在關鍵的時候,剛剛我們說要進行投資,把現金用出去。用老百姓的話說,有沒有可能我們能夠把這個現金用來抄底,否則這么高的外匯儲備,到了一定的時候當全世界的通貨膨脹開始迅速在世界范圍內蔓延,這天是早晚都會來,可能為時并不是很遠。我們這些現金就會縮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需要大量把我們現金變成資產的時候,我們企業需要去兼并更多國外企業。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有成功也有失敗的經驗,怎么樣可以平衡好,怎么樣有更多的資源,得到更多的技術,得到市場、得到人才。這里頭我們需要有新的機制,這個機制就是現在的外匯儲備都掌握在外管局和國家的手里頭。我們企業要出去投資,現在不是不讓出去投資,而是你有足夠的人民幣去把外匯買過來去投資。這里頭我們怎么樣來創造一種新機制,把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結合起來,同時我們企業怎么樣能夠保證或者說怎么樣盡可能的出去少交學費。
我們過去那種總想當大哥的模式,是不是一個唯一或者是最好的模式?我們怎么樣去多元化,我們不一定當大股東,我們做小股東的投資行不行?我們能不能夠投資到董事會里頭,保證一個席位,這樣的投資方式行不行。這些都是十分需要探討的,更加上在未來三年到五年之內,整個世界經濟的形勢看來是發達國家是非常緩慢地在增長,而真正的推動世界經濟的動力可能來自發展中國家。而中國巨額外匯儲備,中國企業能力等等可能投到發展中國家成功的幾率應該是比較高的。那么這時候我們怎么樣建立一種機制來對發展中國家比較大規模的投資。發展中國家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這些潛力一些企業發揮不出來,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政治體制原因,就是他缺基礎設施。而中國的基礎設施的建設的能力和技術應該來說是舉世聞名。我們能不能由基礎設施投資來帶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由國家去通過幫助這些國家去修基礎設施,把這些港口、公路、電廠等等建好了,我們企業跟著走出去。這樣我們基礎設施回報也高,企業回報也高。我們怎么樣在全世界100個國家當中挑一些好的國家我們做一些全方位的,而不是企業完全無頭蒼蠅式的走出去,特別發展中國家的風險非常大,這個能不能走出一個新模式來。我們能不能找幾個國家,可以先試點,他們國家有意愿,有一些國家不愿意接受,他擔心他的國家出問題,有的國家他愿意,這時候我們怎么樣來建立一些試點。
現在歐債危機還在延續之中,最近中央電視臺采訪我,中國應該不應該救,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因為中國是救不了歐洲的,最多是我們參與不參與救。這里頭又涉及到我們整個大戰略問題,這個涉及到我們參與不參與救歐洲,我們如何參與救歐洲,我們參與到什么程度。這跟我們對整個發展全球化中長期目標是什么。涉及到我們有沒有話語權和影響力,如何增加我們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我們在國內能不能達成共識,老百姓會不會支持。因為每一次大危機之后都是一次大的國際規則特別是經濟規則改變。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后,整個金融體系等于是脫胎換骨的變化。這些規則的變化會涉及到我們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空間問題。現在我們是正在面臨一個大概五六十年才碰到一次甚至更長時間才會碰到一次國際大的規則改變。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好的機會,但是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這里頭涉及到我們話語權的行使,他需要對國際規則非常深刻的了解。他需要能夠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出來。這些國際規則制定一般說來都是由各個國際組織推動,開始計劃設計,最后批準是由各國批準,最后由國際組織推動。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對國際規則有深刻的了解,能不能拿出我們的方案來,這個方案不只是對我們有好處,你還要被別人所接受,這時候你才能有真正的話語權,才能真正的有影響力。這些方案拿出,涉及到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人,我們有沒有這樣高水平的智庫,我們有沒有使用這些智庫的機制出來。這些就涉及到我們為幾十年發展的空間問題。
在國際上不是沒有教訓,從經濟實力來說,日本比很多西方國家都強都大,但是在話語權、影響力的問題上日本相當差。有一個總結,他主要四個問題,第一個是他的國內政策協調太集中。第二他的官員太頻繁地調動,第三他非常缺乏大量高質量智庫,民間不能提出很好的建議,最后他是語言的問題。這些從某種意義相對來說我們一旦有這個話語權,有了這個機會我們能不能把握得住,這些都是給我們的挑戰。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中國能不能在后WTO的時代繼續保持我們的輝煌,這個就是要涉及到我們需要付出,我們需要準備。這里頭還涉及到一個中國要想成為世界經濟規則的制定者之一,成為世界經濟的領導者之一,我們還要逐漸的來改變我們國民心態。我們要想當領導者,我們就要有一定的付出,國際領導者必須是國際福利的凈貢獻者,而不是凈受益者。被領導者他希望從領導者來獲得一定的援助,我們現在做好這個準備沒有?包括我們這次對歐債,中國應該不應該買歐債,應該不應該參與這些機制。這個從政府政策來說似乎很清楚,民間在媒體得不到支持,這些也跟我們作為大國,作為一個對我們子孫后代開拓空間,從這個角度要思考今天的利益。
機會只給有準備的人,只給有準備的企業,也只給有準備的國家。我們準備好了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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