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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邏輯與中國機遇

　　孫祁祥

　　近幾年來，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許多不同尋常的變化，特別是2016年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兩個“黑天鵝事件”，因為最終結果太具“戲劇性”而史無前例地讓全世界人們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一起。而對于中國而言，宏觀經濟管理的重心從傳統的需求方轉到了供給方，經濟增長出現了階段性企穩回升的態勢。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在沿線國家順利推進，G20峰會在杭州勝利召開，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愈發關鍵與醒目。

　　中國的逆風前行與歐美的跌宕起伏，是當今世界“變革”潮流中的兩股巨浪。如果追溯它們的源頭，可以說皆由全球化而起，也皆因全球化而興。在世界的東方，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將中國從一個封閉、貧窮的短缺經濟體送上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在世界的另一頭，英國用“脫歐”、美國用選舉特朗普表達了部分民眾“反全球化”的訴求。

　　可以這樣說，不管是否愿意，今天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身處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之中。那么，人們對這個不確定的世界是否可以選擇退出？歐美的新動向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中國經濟在如此的環境中又該如何調適？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我們對全球化內在邏輯的理解上。

　　什么是全球化？就其概念本身而言有許多釋義。我個人比較贊同英文《韋氏字典》的定義，即全球化是“一個在全球空間與實踐領域中促進各種活動、孕育各種動機的演繹過程”。要理解和研究全球化的邏輯，至少可以從歷史性、周期性、人類的天性、不確定性和互聯性五個維度來觀察。

　　首先，歷史的維度。應當說，無論按照哪種釋義，全球化的活動顯然在20世紀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中古世紀的中國借由輸出絲綢和茶葉來賺取大量外匯時，就已經出現了西方通商貿易的概念，18世紀的德國學者因此將這條道路取名為絲路。在此之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崛起，通商貿易受阻，西歐國家只好從海上探險尋找新絲路，史稱地理大發現。其實，放眼再看，古羅馬帝國擴張、十字軍東征、蒙古興起……這些活動與在20世紀后半葉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其實并無本質區別。美國前總統布什在1990年的國會演講中曾志滿意得地宣布：“一種世界新秩序正在顯現。在這一新秩序下，全世界各國都可以實現普遍繁榮和諧共處。”這種雄心壯志似乎完全可以從當年的亞歷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那里找到。因此，全球化絕非現代文明的產物，而是人類歷史上從未中斷持續進行的活動。人們完全沒有必要為其戴上現代性的光環，然后再在后現代的反思中將其打破。

　　其次，周期性的維度。可以說，全球化至少呈現出經濟周期、政治周期和綜合周期這三種周期。經濟周期大家都非常熟悉。政治周期經濟學界關注較少，但在當下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生態學和數學教授彼得·圖爾欽在2012年用歷史動力學的方法研究發現，美國自19世紀以來基本上每隔50年左右就會出現一次政治動蕩，新一輪高峰將在2020年前后到來。很明顯，特朗普的當選已經證明并將在接下來的幾年內繼續證明這一研究的驚人預見性。作為當今全球化的策源地和領導者，美國的政治波動必然引發世界范圍內一系列的政治轉向。

　　而從更長期的視角來看，全球化活動自身也存在某種綜合性的周期。事實上，自公元15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全球化的活動就再也沒有停止過。這種綜合性的周期特征主要體現為每一輪全球化都有一個或幾個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如果我們可以把地理大發現之前的各種活動算作全球化的1.0版本，而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算作2.0版本的主導者，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法國算作3.0版本的主導者，20世紀掌握絕對霸權的美國算作4.0版本的主導者的話，那么，接下來的5.0版本該由誰來“領銜續寫”？會是中國嗎？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的答案會越來越清晰。

　　第三，資本逐利的維度。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各種要素的跨國流動。西方經濟學家們用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證明了要素自由流動的天然合理性。中國的司馬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深刻地指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應當說，逐利的天性讓人類文明從誕生之日起就孕育著全球化的基因。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今天，人們的財富全球配置才有了可能。當然，非逐利因素似乎也在全球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社會學家就認為，征服、繁榮、傳教、人類天生的好奇心與旅行欲這四種動機能夠促使人們離開自己的家園。因此，將軍、商人、水手、傳教士和探險家是傳統社會全球化活動的主要發起者和參與者，他們背井離鄉，跨越高山大海，絕大多數都是出于自發的人類天性。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許就會理解，盡管對全球化的質疑和批評一直不絕于耳，但全球化卻始終無法真正停歇。

　　第四，不確定性的維度。在這個世界上，許多人特別是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都在耗盡心力地尋找不確定世界中的確定性，希望參透自然與財富運動的神秘規律，從“大數定律”到“布朗運動”，再到“有效市場假說”。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金融活動和不確定性理論的發展，也與全球化有著密切的關聯。

　　歐洲早期三大投機泡沫——郁金香狂熱、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以密西西比泡沫為例，約翰·勞（John Law）是英國人，掌管著法國的皇家銀行，吸納了來自塞內加爾、印度群島和中國的資本，開發的則是美洲大陸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未來財富。實際上，“全球化”概念本身并無確定性或不確定性可言，但它的不斷擴張卻加劇了系統內部原本各種活動的不確定性。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越是開放的系統，涵蓋范圍越廣，要素流動越自由，不確定性也就越大。今天的中國正處在深化改革開放和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關鍵時期，對此我們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這個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復雜，未來的不確定性只會越來越大。

　　第五，互聯性的維度。人類文明的進步，幾乎都是由技術創新而推動的。如果“全球化”在工業化時代是一個在全球空間與實踐領域中促進各種活動、孕育各種動機的演繹過程的話，那么，當人類的生產和交往越來越離不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的背景下，全球化趨勢只會是一個依據其固有的內在邏輯，憑借互聯網技術的威力而更加不可逆的進程。信息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使得人類生產、生活的方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在世界的互聯網內，無法封閉，無法壟斷，也無法退卻。

　　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指出：“經濟全球化遇到波折，國際貿易和投資低迷，保護主義抬頭……中國要堅定不移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這段表述十分耐人尋味。眾所周知，20世紀以來的全球化完全是由美國主導的。1899年，美國為了加強自己在遠東地區的勢力，提出了“門戶開放”的政策，要求“利益均沾”、貿易機會均等。從此之后，美國在世界范圍內極力推行自由貿易主張，以經濟全球化裹挾著文化全球化和軍事全球化席卷各地。但最近的趨勢似乎有變。一再聲稱要回歸國內事務的美國新當選總統特朗普在秘魯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就公布了2017年1月執政后馬上要開展的工作，其中第一條就是，上任第一天就讓美國退出TPP。雖然最終結果也“撲朔迷離”，但作為全球化策源地和主要推手的美國是否會推翻或至少是修正自己從“門戶開放”以來的全球化發展邏輯，還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事態。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目前全球化正停滯不前，在一些領域還出現逆轉趨勢，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推動力已不存在，未來全球化動力將主要源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

　　在這種背景下，很難不說中國正處在一個百年難逢的戰略機遇和從未有過的巨大挑戰并存的時機。無疑，我們需要以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取得的物力財力為基礎，以“一帶一路”為契機，加快融入全球治理體系，以便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紅利；但如何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可能更是我們當前直面的重大課題。

　　引領經濟全球化，中國不僅需要有很強的“硬實力”，還必須具有很強的“軟實力”。首次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說過：“以經濟和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指揮權是硬實力，而一個國家通過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使其他國家想要他所想要的東西，這種能力就是文化軟實力。”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重回世界大國的地位：GDP從1978年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74%上升到2015年的14.78%, 中國GDP占美國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6.3%上升到2015年的60.55%；人均GDP從1978年時的155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近8000美元。但中國還不是強國，因為強國的標志不僅僅只是龐大的經濟總量，還必須看這個經濟總量所反映的內容、結構以及人均水平；不僅僅看制造能力，更重要的是看創造能力；不僅僅看經濟指標，還必須看包括教育、體育、文化、藝術等軟實力對外所具有的強大的“吸引力”和“滲透力”。

　　引領經濟全球化，中國必須謹慎處理好國際事務。在由包括全球化在內的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世界出現了新的格局。原有的國際平衡被打破，必然會帶來國與國之間新的訴求甚至新的爭端。隨著中國經濟、政治、軍事等綜合實力的提升，國際上不斷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就是明證。怎樣處理好內部張力與外部壓力之間的關系；如何利用世界話語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開展對外交往，塑造國際形象，擔負大國責任；如何在堅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從“差別原則”到“共同責任”的轉變；如何應對各種復雜的局面，化解各種矛盾和沖突，無疑是今日中國面對和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責任編輯 孫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