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改委表示全國地方政府的負債超過5萬億元，專家稱相當于地方財政收入的174.6%。地方融資平臺80%負債來自銀行，在國務院信貸收緊后，地方融資被指導致銀行風險集聚。

　　基于地方負債問題，極有可能會成為4萬億元投資和9.6萬億元銀行天量信貸的后遺癥，并危及中國經濟運行安全，今年國務院專門把“規范地方融資平臺，防范潛在財政風險”，列入全年宏觀政策。無獨有偶，在過去的半年中，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財政部、審計署等紛紛對各地方政府“負債”問題也發出過鄭重警告。

　　日漸失控的地方債務，其實早已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并下發了不少紅頭文件，來限制地方政府近乎瘋狂的借債行為。然而，這些“鐵腕”政策，并不十分湊效，相反，地方負債有愈演愈烈之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地方政府舉債居高不下，筆者以為，地方債務與現行的分稅體制有著直接的關系———地方事權與財權不相匹配，財權劃分不盡合理。簡單地講，中央政府是財力雄厚卻需辦事少，地方政府則是財力薄弱而事多。

　　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政收入迅猛增加，而地方財政所占比例萎縮，財政缺口過大。其原因在于，我國的分稅制體制停留在中央對省級分稅的層面，部分地方延伸到市州縣，而鄉鎮、村兩級基本上被排除在分稅體制之外，根本無稅可分。盡管這種稅財稅制度源于西方國家，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但是西方國家與我們的國情不一樣，西方國家多是三級分稅，而國內卻有五級政府。正是由于“照抄照搬”和“死搬硬套”，便導致這樣一個婦孺皆知的結果：“國家財政蒸蒸日上，省級財政穩穩當當，市級財政搖搖晃晃，縣級財政哭爹叫娘，鄉級財政精精光光。”

　　可是，地方政府“財權”匱乏的情況下，多如牛毛的事權卻不斷下移，他們不僅要帶領地方發展經濟，帶動鄉村發家致富，還要提供大量的社會公共產品，譬如，道路建設、社會治安、農村水力設施建設等。與此同時，各種剛性支出任務超出了鄉村財力的承受底線。比如教育、科技、農業、文化事業等方面支出的增長比例，國家都有法律規定或硬性要求。此外，各部門都不切實際地強調條條增長和項目配套，更使一些鄉村基層財力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潭。有統計顯示，目前中央和省要求財政配套的各種專款經費如農業、扶貧、教育、衛生、醫院、道路、水利等達97項，這些項目都需要鄉村基層相當數目的資金配套。

　　必須承認，在現行的財稅體制安排下，不少地方政府不得不大額舉債，以應付上一級政府的各種檢查和達標活動，甚至搞一些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而真正需要政府關心的農村教育、醫療和農田水利建設等領域，卻成了被邊緣化的角落。

　　現在看來，要想扭轉地方恣意舉債的無序狀態，必須采取釜底抽薪之策，重新劃分與調配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與財權，使地方政府相應的財權來有效保障事權，使二者相匹配。但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諸多內容，包括政府職能的重新界定、深化稅制改革、行政體制的理順以及規范轉移支付等問題。簡言之，只有處理好地方事權與財權二者關系，我們相信，任何一個地方政府也不敢與中央的政策唱反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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