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即是社會矛盾長期積累，因環境生態、勞資糾紛及農民權益而發生的社會群體事件近年來明顯增加，無疑也構成可持續發展的另一阻力。

　　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30年，就在這國際經濟衰退及國內社會矛盾兩大阻力下暫時劃下一個句點。

　　第二個三十年開局面臨什么

　　于是，改革開放第二個30年(2009到2038年)的開局，自然就是承接了第一個30年的收尾。換言之，第二個30年開局有兩個新形勢，就是(1)全球經濟較長時間的低速或衰退；(2)中國經濟社會漸增的矛盾與麻煩。

　　怎么辦？必須因應之以兩個大調整。

　　所謂“兩個大調整”。一是針對國際經濟衰退的，就是“內需發展策略”。其實，面對著國際經濟衰退，每一個國家都跟中國一樣，必須回頭開發自己的內需，但不見得每一個國家都能都跟中國一樣幸運。發達國家許多基礎建設已經飽和，像日本、西歐；發展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要不是內需市場狹小，就是欠缺足夠財力或民間儲蓄。中國顯然條件比較完備，人口眾多，有待投資興建的基礎建設及各種準公共產品(如教育、醫療、住房)項目眾多，政府財政與社會儲蓄又相對豐裕，在在都給中國的內需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堪稱全球少有。

　　另一大調整則是針對社會矛盾的調和。事實上，自胡錦濤、溫家寶執政以來，即很重視對社會經濟弱勢部門的照顧，例如三農政策、節能減排、勞工法律等，總其成的，就是“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兩個核心政策理念。

　　未來的挑戰在哪里

　　調整的大方向固然正確了，要具體推動落實，顯然也將面對巨大的挑戰，主要有二，一是外在的，一是內在的。

　　就外在形勢而言，中國有“危”有“機”。必須注意，美國作為一個唯一的超級強權的地位，包括美國擁有全球唯一“印鈔權”的壟斷地位，似乎正開始受到包括西方大國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國家的質疑甚至挑戰，但美國又同時是全球最大的在債務國及最大的軍事強國，因此，今后國際的和平與安定或不免增添一些變數，中國須謹慎排除各種可能風險。另一方面，與此同時，在全球召開一系列國際金融峰會，努力重建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過程中，中國也擁有了比過去更強的實力爭取話語權、參與權及游戲規則制訂權，這個機遇，中國要好好把握。

　　此外，一如我此前在周刊評論中指出的，中國的內需發展戰略還可以而且應該擴大延伸為一個更大的“泛亞洲概念”，中國可以同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及中亞共同合作，善用本地區所擁有的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推動世紀性的泛亞基礎大建設，不但可大力拉動中國及亞洲的內需，更可以為未來較長一段期間的國際經濟大衰退注入強而有力的活力。所以，面對外在形勢的大挑戰，中國一要“化危”，二要“抓機”。

　　至于內在經濟社會諸多失衡現象的調整，顯然已有科學發展現及和諧社會大政策理念的提出，但要好好落實，恐怕也需要持續深化改革，包括對經濟體制，社會體制與政治體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改革從來不是容易的事，也是大挑戰。

　　第二個三十年的兩個“審慎”

　　最后，對改革開放的第二個三十年也可以作一些展望。國際方面，美國獨霸的超級強權的單級時代，從冷戰后算起，到2008應已告一段落，世界最終將形成一個多元多極的國際新秩序。但從“單級”到“多極”，絕不是一步到位的，中間有個過程，過程中將不免出現眾多勢力的博弈與斗爭。所以，全球或將不免進入到一個比較紊亂的階段。因之我的評估，是“審慎悲觀”。

　　就中國而言，內需發展戰略將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次一個30年的巨大優勢，善加把握，不僅有利于中國穩住一個相對高度的增長勢頭，甚至有可能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使中國順理成章地在下一個30年中提高其在國際政經博弈中的能量與地位。所以我的評估，是“審慎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