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溫州，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確實出過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究其原因有民營經濟自身行為不規范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不規范的問題。對此應從歷史的角度、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并采用正確的辦法去解決。試想，如果當年在處理柳市制造和銷售偽劣低壓電器問題時，一棍子將其打死，也就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同樣，如果當時不嚴加整頓，不實施“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方針，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可見，各地在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民營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營經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把民營經濟看作漆黑一團，借整頓之名，將其封殺，更多的地方則是從本地的狹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發，對嚴重破壞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縱容，這樣，民營經濟同樣會走上絕路，因為在混亂的市場環境中不可能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尚未認識這個道理，他們應該從“溫州模式”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教益。這里還要指出的是，雖然“溫州模式”現在已得到普遍認同，但它以往有過現今依舊存在著一些不足。因此“溫州模式”也需要進一步發展，這是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時更應注意的。

　　第一，“溫州模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市場環境。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我們看到，固然溫州經濟的發展推進了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是溫州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約束。以金融來說，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良好的金融服務，企業是很難發展的。溫州的經濟由于在長時間里缺乏正規金融的支持，為了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種非正規的融資渠道融資，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過一些嚴重問題。但在國家銀行不能滿足民營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下，簡單地取締這些非正規的金融組織和活動并不能解決問題，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正規的民間金融機構(如民營銀行)來替代，否則非正規的金融一時取締了，但它還會冒出來。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溫州所能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來解決，但溫州也有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如成立和發展民間投資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應有的支持。

　　第二，“溫州模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卷入到創業的洪流中，這使溫州許多早期創業的老板素質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他們還能駕馭企業，適應市場的變化，而在全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對外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們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經營管理能力，才能適應這種形勢，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排斥。雖然經過市場的錘煉和自身的刻苦學習，在溫州已經產生了一批很有作為的企業家，然而有全國影響的一流企業家還很少。這個問題可能是關系到溫州經濟在未來能否繼續走在前列的一個關鍵問題。有些溫州企業的創業者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錢培養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質的人才。這是很好的。

　　第三，“溫州模式”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對它們不能全盤否定。家族企業有其優越的地方，例如，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素質和能力不能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系來維系的“人和”企業，一旦家族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系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閉。受文化素養的影響，溫州的老板大多“寧為雞首，不為牛后”，他們把企業封閉起來，不愿外人進入，不愿與其他企業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企業難以長大的一個原因，也是溫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這家上市公司還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當然，在溫州，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已經多了起來。總之，對家族企業要全面看待。溫州的企業制度仍然需要創新，學習現代企業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業，也可以考慮，在有些企業的最上層保留家族控股，而將其屬下的企業改制為公司制的企業。這樣既可以保留家族企業，同時又可突破家族企業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