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溫州，是一艘在驚濤駭浪中沉浮的小船。

　　溫州地方不大，但名氣不小，早已在全國出名。過去是“亂”得出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活”出名，市場活、經濟活，發展得很快。1985年5月，《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并刊登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第一次提出“溫州模式”。

　　但是，在省內外，對溫州這種發展模式褒貶不一，而持懷疑和否定的居多。爭議最大的是關于私營企業。

　　“私營企業當時是政治禁區，爭議最大且難以突破，要不要讓它存在？存在了到底行不行？中央一直沒有定論。”時任市委副秘書長、溫州試驗區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宋文光，現已75歲高齡，然講起往事，仍清晰如昨。

　　那時的溫州，又一次處于“道路、方向”、“姓資、姓社”爭論的關鍵時刻。從1985年8月到1986年4月，當時的省委書記王芳、全國政協副主席費孝通、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等同志相繼來溫州考察調研，對溫州的改革與發展給予了肯定與贊賞，鼓勵溫州“大膽去干”。

　　緊接著，1986年5月，中央領導明確提出要在溫州搞試驗。 “試驗什么呢？就是試驗私人經濟，看它的存在到底有哪些積極作用，哪些消極作用。”宋文光說。

　　在宋文光編著的《溫州改革試驗10年》一書中，清楚地記載了試驗區誕生的直接背景。1986年，中央領導談到實行我國農村第二大戰略部署的問題時認為，解決這個問題要靠兩條，第一靠地方資金，即鄉鎮企業；第二，發揮個體和私人經營者的才能和資金積累。對這個問題，中央領導認為可以“一面實踐、一面討論”，并建議在溫州先試驗。

　　附："溫州模式”說到底，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發展市場經濟還是堅持計劃經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提倡“市場經濟”還是“違禁”的，居主流地位的觀念是，必須堅持計劃經濟，而且計劃經濟必須“為主”，市場(還談不上“市場經濟”)只能“為輔”。“溫州模式”之所以最終被認同，是因為經過不斷的實踐，反復的思考。人們從“溫州模式”的實踐中看到，與僵化的計劃經濟相反，市場經濟充滿了活力，效率很高。市場經濟植根于溫州，溫州經濟的發展便加快了，就業的途徑拓寬了，市場供給豐富了，人民迅速地富起來了，政府財政的日子也好過了。

　　第二，“溫州模式”說到底，是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另一關鍵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發展民營經濟。當時居主流的觀念是，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只能讓民營經濟起“補充作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包括“溫州模式”實踐在內的不斷的實踐，反復的思考，人們終于認識到，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發展民營經濟，沒有民營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或者說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具有很強的利益激勵和約束機制。溫州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符合人們要求致富和追求過好生活的愿望。“溫州模式”的實踐證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結果，在利益的激勵下，蘊藏在群眾中的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便可煥發出來，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無須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賴政府，人們自己就會千方百計地尋求致富之路、發展之路，按照市場的變化去配置資源，在市場的壓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擔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