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真相

　　喧鬧的慈善風潮，掩蓋不住中國慈善還處在粗放、原始階段的真相

　　文/本刊記者 劉建強 邊 杰

　　慈善、社會責任已經成為2006年中國商業社會最時髦、最流行的詞匯。大大小小的慈善晚宴如火如荼，明星、高官、企業家是少不了的主角；各種論壇如果不跟慈善、社會責任

扯上干系，就顯得不那么主流；而不同機構發布的所謂中國慈善榜，更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以制造富豪榜和慈善榜聞名的英國人胡潤提供的一組數據似乎是慈善流行的樂觀佐證據：2006年的慈善家榜從2005年的50位擴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業家從2003年至今累計捐贈近51億元，比2003年到2005年累計的13.5億元翻了近4倍。榜上的100位慈善家從2003年至今，共捐贈了56億元人民幣。

　　中國社會真的到了大規模慈善來臨的臨界點了嗎？中國企業家們真的開始普遍直面社會責任了嗎？紛紛攘攘慈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中國企業家》從2006年6月開始，尋訪到了目前在中國做慈善風頭最健、知名度最高的三個人：年過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長余彭年，他因為將自己20億元的財富捐給社會而聲名遠播，被稱謂中國的慈善冠軍；世紀金源集團董事長黃如論先后捐款5.8億元；香江集團總裁翟美卿的總捐款接近3億。

　　通過和他們面對面地訪問，我們看到了中國慈善業一個真實的側面：做慈善多年的余彭年，嘆息中國慈善環境的艱難；黃如論的觀點則代表著大多數商人慈善者最樸素的動機：出于對窮苦者內心的惻隱與憐憫而一次次捐獻自己的錢財；而翟美卿所運作的慈善基金會，現在則處于一個初級發展階段，她說她打算在10年后全心來運做基金會，“基金會規模最終將達到10億元”。

　　除了這些感性的認識，另一些數據更直指中國慈善現狀的慘淡：據中華慈善總會公布的數據表明，截至2004年底，中國慈善機構獲得的捐助總額約50億元人民幣，僅相當于中國2004年GDP的0.05%。而美國同類數字為2.17%，英國為0.88%，加拿大為0.77%。

　　“當前中國的事情千頭萬緒，排序可能還沒排到這(慈善)上面來。另外，這件事由誰來推動？稅務部門會輕易讓稅收分流嗎？當前中國的慈善機構會積極推動嗎？我不敢說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但至少生活得很好。現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正在積蓄條件。”清華大學教授寧向東對《中國企業家》說。

　　毋庸置疑，中國現階段的慈善事業還處在一種粗放、原始的階段；而在參與慈善事業的各類主體中，商業力量、財富階層雖往往成為其中奪目的明星，但囿于各種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實則有限。這就是今天中國慈善的真實面目，是謂“真相”。

　　真相一：自發的“零售”慈善

　　中國富豪們的慈善動因主要來自內心憐憫心的驅使，這種慈善行為隨意性比較強。在現代基金會沒有成為慈善的主體組織形式之前，中國社會大規模慈善的時機還遠遠沒到來

　　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并不缺乏同情心，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是農民的兒子，從小在農村長大。農村很苦。我們從低層走到高層，就知道低層的痛苦。今天事業有所成功，對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簡單。”捐贈了近6億元的黃如論這樣表達自己的慈善動因。對境遇遠不如自己的人，翟美卿也具有同樣樸素的情感。“與他們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一直致力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內蒙古東達蒙古王集團董事長趙永亮說：“不講迷信還要講良心。我們富得在流油，老百姓還在流淚，我們十年前就是萬元戶，老百姓還穿著爛棉褲。”先后捐了1.6個多億的地產商人黃怒波說，慈善是憑良心做事，憑企業的文化做事。

　　從中可以看出，除了來自外部的政府動員和社團勸募而不得不做的捐贈之外，中國富豪們的慈善動因主要受憐憫心的驅使，而這難免使他們的慈善行為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大多數人在慈善事業上并沒有一個完整而系統的規劃。黃如論的很多捐贈行為是因為從報紙、電視或者政府官員口中得知一些信息，觸發了自己的惻隱之心而做出的。2005年，黃如論回到家鄉福建，聽說古田縣有一個農民因為窮困看不起病，拿著炸藥坐到公交車上，爆炸了。“我們的省委書記請我吃飯，提起這個事。我的家鄉還有這么窮的人，我拿出1個億來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醫療互助基金。”媒體所報道的東南亞海嘯慘狀令網易丁磊深受震動、心下惻然，隨即決定個人捐出一千萬元現金。而翟美卿在一次做美容過程中碰見一個家庭困難的女孩，就決定幫助她。這種隨機性捐贈的例子在其他富人身上也多次發生，這和西方企業家有目標、系統性的捐贈有很大不同。

　　“目前中國的慈善是結構性而不是規則性的，大多是伴隨著大的災難事件發生。”寧向東說。從已經發布的慈善榜來看，教育、社會公益和健康以及一些突發性災難事件仍然是企業家們熱衷的捐贈領域。

　　學者楊團在《公司慈善與培育中國公司的慈善文化》一文中提到，100多年前，歐美國家的富豪一開始采用慈善信托的方式，即委托信得過的人向慈善機構捐贈。后來，一批受慈善思想影響的工業巨頭創造一種公司形式的慈善基金會，191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次年，卡內基基金會成立。之后，美國人的這一組織創新被全球的富豪們效法，現代基金會現在遍布全球。僅在20世紀的美國，不到100年間，它就從幾個發展到4萬個。這標志著慈善從傳統方式走向現代。

　　這種制度創新的偉大之處在于，它使慈善組織有了法人治理結構，捐贈出去的私有財產能保持其私人特征，也使慈善從老式的“零售”轉向“批發”，更多人能夠受益。

　　顯然中國現階段的慈善還處于“零售”階段，大多數捐贈是零星的。慈善的組織化運作才剛剛起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現階段的慈善發展狀況相當于100多年前的美國。

　　國內比較有影響力的民間慈善組織是2004年由100位企業家發起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現在已經運行了兩年，發起者中已經有19人退出。“這很正常，”秘書長楊平說，“國際NGO(非政府組織)都會經歷這個過程。第一階段叫熱情高漲的參與期，熱情過去之后，就是第二階段的風暴期，分歧開始產生，對組織戰略目標意見不一，如果協調不好組織就崩潰了。”雖然阿拉善生態協會的工作得到了當地政府和老百姓的認可，但任重道遠。而中國第一家被批準的私人基金會“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的時間是2005年6月，還處在運行的前期階段。

　　在現代基金會沒有成為慈善的主體組織形式之前，中國社會大規模慈善的時機還遠遠沒到來。

　　真相二：

　　首富榜難以和慈善榜重合

　　怕露富、紙上富貴、擔心“越捐越麻煩”讓“首富”們成為慈善的配角

　　美國《商業周刊》評出的2005年“美國最慷慨的50位富人”中，蓋茨夫婦、沃倫·巴菲特、喬治·索羅斯、邁克爾·戴爾等名列前茅，與他們在《福布斯》雜志2005年“美國400富豪排行榜”上的排名大致相當。這似乎表明，在美國，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越多，他承擔的社會責任就越大。

　　中國的情形怎么樣呢？一個事實是，在中國做慈善最多的企業家并不是最有錢的。目前被視為慈善楷模的黃如論和翟美卿在胡潤排出的百富榜(2005)中分別排到97位和36位，而余彭年則根本未能進入。排在富豪榜首位的黃光裕、嚴介和、陳天橋、丁磊等人是這個創富時代的標桿，而在慈善榜的前列，他們無一例外地缺席。根據胡潤的統計，2005年百富榜的前4名(黃光裕、嚴介和、陳天橋、丁磊)，所有的捐贈加起來還不到4000萬元人民幣。“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的慈善業還沒有真正開始。”胡潤說。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形呢？其實，那些輪流坐莊的所謂中國“首富”們，只能算是紙上富貴，他們的財富很多是按股票面值算出來的，真正可以流動的資金并不是想像得那么多。另外，還有很多人的財富是固著在企業上，流通在生產財富的過程中，這些還不是個人支配式的財富，所以能夠用來慈善的底氣不足。目前在財富階層還有一種普遍的擔憂，一是富豪們對不透明運作的慈善機構不信任，另外擔心“越捐越麻煩”，怕接踵而至的各種拉贊助的捐贈活動，擾亂工作和生活秩序。

　　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數字則顯示，占有社會財富80%的富豪們，對社會的慈善捐贈卻遠遠不足20%！一份慈善公益組織的調查則顯示，國內登記在冊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有過捐贈紀錄的不超過10萬家，即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

　　真相三：公關性慈善

　　慈善常常被用來作為企業的一種軟競爭力，用來作政府公關、提升企業形象，這在現實中得到了人們的理解

　　對于富豪們在慈善上的慷慨，很多人心存芥蒂，揣測他們的動機，懷疑他們是為了做秀，贏取名聲，或者懷疑他們有不可告人的商業或政治目的，或者是為了贖罪，為了享受豐厚的稅收減免。而在現實的商業活動中，慈善被當作企業的一種軟競爭力，用來政府公關和提升企業形象，這種現象是存在的，而且也得到了人們的理解和寬容。

　　上海建橋集團目前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學，其所在地大多有建橋的地產公司。“不在當地做點事，刁難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賄，受賄者抓進去，我們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禮就送給當地的人民，不送給個人。”建橋集團董事長周星增說。“雖然沒怎么送禮，但是你做了這個事，他們也就不好意思再刁難你。”

　　周星增把這樣的慈善稱作是“規避風險”。對周的作法，黃如論和王石都表示贊同。“捐錢為企業形象，是可以的。”黃如論說。“無可厚非，”王石對此評價，“作為一種公關手段，蠻好。”

　　“慈善有這樣的功利性并不是壞事，”翟美卿說。十幾年前，當翟美卿第一次捐出一大筆錢支持教育時，“肯定是考慮回報的。當時企業很小，我捐那么多錢，甚至想有沒有雙重回報。”“對企業對社會都是好的。但是不是一定每個人都有？不一定。有些人做這些根本就不考慮回報。”翟美卿認為自己已經過了要求回報的階段。

　　中華慈善總會副秘書長張心國說，國內的企業規模普遍還比較小，因而捐贈的時候會提很多宣傳要求，“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真相四：支持慈善大規模展開的價值觀并未成形

　　出于中國人傳統思維和財富安全方面的考慮，把財富盡可能多地傳給家族子孫繼承或管理是富人們普遍的想法。這樣的選擇讓一大筆財富失去了慈善的機會

　　美國的財富史是一幅充滿矛盾的畫卷。學者資中筠在《財富的歸宿》一文中這樣分析美國國民的雙重人格：一方面，寡頭們利用殘酷無情的方式巧取豪奪大量財富，而另一方面，他們在捐贈中又如此熱忱慷慨、急公好義，以社會乃至人類的福祉為己任。雖然過程血腥，但結果溫馨。

　　“死后留下大筆財富的人是可恥的”，卡內基這句名言已成為美國100多年富人作慈善事業的某種驅動力與信仰。卡耐基在比較了三種使用剩余財富的方式——傳給家族子孫、死后捐給公用事業、由財富的主人在生前妥善處理——之后認為，第三種方式是最應該采取的。這一思想在他之后的美國富豪們那里得到了響應。美國的慈善富豪伯貝爾說：“哪種做法更好呢？是使你自己變得富有呢？還是對上帝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以造福他人？當你命歸黃泉的時候再做決定就晚了。”在對待財富的傳承上，美國很多有錢人都不把遺產傳給自家子孫，而年輕人也對繼承遺產不感興趣，他們更崇尚白手起家，實現自己的“美國夢”。

　　反觀中國，財富創造和傳承的歷史是中斷的，而現在財富積累的時間不過短短20年時間，而在對待財富繼承的問題，大多數人沒有作好心理和物質上的準備。在繼承方式上，《中國式繼承》一書中寫到，中國現在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財富代際間的轉移，是一種雙重繼承，即管理權和所有權同時轉移，這和西方家族企業常見的在繼承時將管理權和所有權分離是不一樣的。出于中國人傳統的思維和財富安全方面的考慮，他們大多選擇把財富傳給家族子孫，這樣的選擇讓一大筆財富失去了慈善的機會。

　　2004年，蒙牛集團董事長牛根生的“裸捐”曾轟動一時，但這只是個案，還不具備普遍意義。

　　就在《中國企業家》進行本組報道時，2006年6月，全球排名第一、第二的首富相繼發表了兩則聲明——它們不但給商界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更是頗具震撼力的慈善新聞：6月15日，比爾·蓋茨宣布自己將在今后兩年內淡出微軟公司日常事務，以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衛生及教育等領域的慈善事業上；11天后，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在其公司網站貼出一封公開信表示，他計劃把自己所持股票的85%捐贈給5家基金會，其中蓋茨基金將收到全部捐贈額的六分之五。按最近的股價計算，這筆捐贈大概值300多億美元，從而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筆捐贈。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慈善行為，巴菲特亦體現了他一貫的精明與挑剔。美聯社報道，巴菲特在信中提出了今后每年繼續向蓋茨基金會捐贈的三個必需條件：一、蓋茨夫婦需有一人積極從事該基金會慈善計劃；二、巴菲特的個人捐贈在法律上保持免費捐贈地位；針對巴菲特個人捐贈的其他稅款和估價應計入該基金會凈資產5%的開支之中。

　　我們當然不能拿蓋茨和巴菲特的慈善義舉來作為標桿，以檢討中國富豪們的慈善心，但起碼中國企業家從這兩起最新的新聞可以體會得到，如果他們自己要做慈善，他們應該像作一筆真正的商業買賣那樣孜孜以求、講求效率。中國商人的慈善，遲早要走出自發性捐款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