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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他們的錢就好像我要離開他們似的。”上班兩年多了，周晴的工資也漲到了月薪6000元，可是父母依然每月往她的卡里打上至少5000元讓她零用，這樣的“寵愛”讓周晴越來越有惰性，消費指數也越來越高，并開始習慣于這種生活。
本報記者 湯琦琳
24歲的周晴在大學里學的是英語，畢業后，她在某外資貿易公司做銷售助理。“從小我的零用錢就比同班同學多，媽媽說，爸爸覺得小時候沒讓我過好日子虧欠我的。”周晴告訴記者，她提任何物質上的要求，父母總會滿足她。大學里，她每月的生活費有數千元。
上班第一年，周晴的工資每月3000多元，父親卻認為她上班苦，建議她待業在家，他每個月貼工資。周晴一直堅持著，沒有接受父親的建議。盡管如此，周晴的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仍然非常特殊：司機專車接送。
有了穩定的收入后，周晴就關照父母不要給她錢花了，可父親每月仍然往她的銀行卡里打錢，有時候數額甚至過萬。雖然她月薪已漲到6000元，但父親的這個“習慣”卻沒有改變。
“難道爸爸表達愛意的方式就是給錢？”對這個問題，周晴一直很疑惑。她告訴記者，父親工作很忙，平時和她交流的機會不多，也不怎么管她。可是長此以往，她的惰性也隨之產生，消費指數居高不下，每月花費要達到上萬元。花6500元買個LV的公文包、800元買個CK的筆袋，對她而言，這樣的購物一點也不心跳。現在的她唯一的愛好就是逛街，每次逛30分鐘，買數千元的衣物，她為自己的這種行為美其名曰：“緩解”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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