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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峰
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立法聽證會使近一個時期以來熱議不斷的“個稅”話題，再度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而其中焦點無疑還是那個實質性的問題：個稅“起征點”定多少合適？
“起征點”不同，直接關系著大家的切身利益，關注此事當然合情合理。不過，同樣甚至是更值得我們關注的也許還有：聽證的形式，即立法聽證的制度本身。尤其是，此次聽證會是自2000年《立法法》確定立法聽證制度以來，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首次公開舉行立法聽證會，所以，我們更有必要超越具體的“個稅”層面，站在制度建設的高度，對這次聽證會在完善聽證制度上所能起到的示范作用，抱以極大的期待。
近年來，各地舉行了不少立法聽證活動。不可否認，其在激發公眾民主熱情、提高立法質量等許多方面都收到很大成效。但同樣毋庸諱言，其中也暴露出聽證制度本身的諸多不完善之處。
比如，一些立法聽證會隨意性過大、聽證范圍不明確。具體表現在，在什么法規需要用聽證來集納民意上，往往取決于立法或政府部門的臨時動議，甚或是個別領導人的看法，而沒有一個明確的關于“什么必須聽證”的制度安排。因此，借著這次全國人大首次舉行立法聽證會的機會，我們有理由做這樣的制度期待：是否可以考慮在不久的將來做出這樣的法律規定，凡是關系到民眾切身利益、或在立法過程中存在較大分歧的立法事項，都必須舉行聽證？
再如，在聽證公告、參與者的確定、聽證效力的保證等諸多方面，缺乏統一明確的規則。這樣，一方面，聽證的效率難以保證，無法真正反映民意、匯集民智，從而使得一些聽證會可能淪為內部人自說自話的花架子會、過場會。而另一方面，即使聽證會本身開得很成功，各方論證得比較充分，卻照樣可能沒有實際效果，即聽證會后沒了下文，聽證意見是否成為立法決策的根據，公眾不得而知。最近以來，一些地方的聽證會被人們譏為“漲價會”、“逢聽必漲會”，公眾參與聽證的熱情大受影響，就是此類明證。
所以，為克服上述這些弊端，為立法聽證創造一個規則基礎，全國人大首次立法聽證實踐的示范價值，值得我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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