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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國際上的經驗，走國際化道路，其中當然也包括吸引一些國際型的人才。特別是這兩年，我到香港、臺灣，到美國，到加拿大，到英國，去招聘專業人士。他們學歷高，有在大的跨國公司或者世界級的金融機構中工作的經歷；他們年輕，30多歲、40歲左右；他們都比較勤奮，在國外的，大多是留學的華人——我們需要這些人。那一天，有位香港記者對我說：現在有多少錢的投資就可以“移民”香港了，問我愿意不愿意？我回答：現在不是我出多少錢“移民”香港的問題，而是我要從香港招聘多少優秀的高級管理人才來內地工作
的問題。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了我們的心態在變。換句話說，我們對中國經濟、對在中國辦企業更有信心(當然，香港的企業是中國企業的一部分)。
3月3日那一天，天空特別晴朗。我們工商聯的幾十位委員與其他的2000多名政協委員一起走進了人民大會堂——我們的心里是喜洋洋的。這種喜洋洋的感覺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了，為什么？因為國家的好政策，使我們這些民營企業家的心里比以前更踏實了。民營企業，曾作為有益的補充，補充就讓人覺得可有可無，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而現在，作為重要的建設力量，就不同了，重要的力量是不能沒有的。這種感覺很重要。由于有了這種感覺，這次會議期間，企業家在一起討論最多的就是進一步投資和發展的問題。這和以前不一樣，以前是做大企業的同時，還要考慮在哪個國家辦個護照、哪個國家更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一些離開祖國的朋友回來了。因為他們走出去之后才發現還是中國最安全、還是中國好掙錢。
記者：確實，20多年來，您和您的企業以各種形式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從最初在農戶墻壁上大筆刷寫飼料廣告到現在的投資房地產業；從白手起家時的街談巷議到擁有億萬財富——一步一個腳印地，你們一路走來了。我們可以用一個時髦而且官方的詞語來總結，這個詞語就是：與時俱進。在與時俱進的過程中，您感觸最深的是什么？
劉永好：社會的認同。幾千年以來，咱們的史書上，咱們的文學作品里，對商人的評價總是不高，總覺得商人都是不好的，都是為富不仁的，總之，商人是被看不起的。也確實，有些商人弄虛作假、短斤少兩、以次充好……
要想得到社會的認同，僅靠國家的好政策還不行，還要看我們自身是否能做好，我們對國家是否有貢獻，我們對社會公益事業是否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情。1994年，國家頒布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那個時候，我正在北京開工商聯會議。我找到幾位民營企業家，我說：我們是好政策的受益者，我們是否應該做一些我們能夠做的事兒以回報社會？大家覺得非常好。結果是我聯合了九位民營企業家發起了一個叫“光彩事業”的倡議。什么叫“光彩事業”？就是我們這些先富起來的人把一部分財力、一部分經驗帶到相對貧困的地區，在那里投資建廠，在那里招收員工，在那里按章納稅……如果，我們先富起來的人都去做這些事情，漸漸地，我們的商人就會被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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