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的社會理想

　　今后的中國，企業家主導社會財富創造的趨勢是無法逆轉的，但我們也必須認清，企業家如果繼續表現出對社會現狀的極端漠視，那么創造出再多的財富帶給企業家的都不會是福音，而是潛在的壓力，這種壓力不僅來自企業家內心，也來自于現實的社會

　　文/陳銳

　　企業家的壓力源自哪里？這是一個社會日益關注的話題。有人說來自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的經營決策、國家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所謂的社會輿論對企業家為富不仁的負面評價。總之，諸多壓力已經使企業家處于經常性的心理焦慮和失眠狀態，更有甚者，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選擇了自殺這種最完全徹底的解脫方式。在很多人看來，中國企業家當前所面對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于是有人為企業家的艱難生存狀態聲訴，呼吁善待創造了社會財富的企業家。

　　盡管筆者對所謂的“企業家創造了社會財富”的觀點持不同看法，但也并不反對社會應該善待企業家，關注企業家所面對的各種壓力。可是仔細想來，上述所謂的壓力似乎并不只有中國的企業家需要面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企業家都要面對，而且越是走向全球市場，企業家所面對的政策不確定性和市場競爭壓力就越大。比如不會有人認為，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部門進入全球市場之后，楊元慶面對的競爭壓力和政策風險比之以前減少了。所以，依筆者看來，中國企業家的真正壓力并不是來自于外部世界，而是來自于內心，來自于對成功的誤解和扭曲的財富觀，尤其是對于在短時間內暴富起來的中國企業家更是如此。

　　壓力的解脫源自內心

　　尋求宗教的精神支撐，消解心理上的壓力，對于西方的企業家或許可以，但對中國企業家來說未必適合

　　有一個關于王石的故事:萬科在1986年進行產權改革的時候，王石本可以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但是他沒要。王石對此的解釋是，他讓遠在家鄉的表弟查看了王家的族譜，結果發現家族里并沒有地主基因。“你從來沒富有過，突然暴富你把握不了。”王石的解釋可能有玩笑的成分，但言語背后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冷靜心態卻讓人深思。或許只有這位50歲還能登上珠峰的企業家才會把人生看得如此冷靜，可是目前很多企業家并不具有這般冷靜的心態。

　　中國的企業家面對財富所表現出的茫然無措，與對成功所表現出的極度渴望恰恰形成鮮明的對照。到底什么才意味著真正的成功，可能在很多企業家的認識中都存在誤解。成功的標志難道只是不斷增長的財富嗎？去年剛剛離開這個世界的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在25歲時就開辟了國內第一條私人承包的飛機航線，并被冠以“膽大包天”的名號。可是在這位坐擁35億資產的超級富豪看來，這點財富離他所崇拜的李嘉誠還差得很遠。其實他錯了，即使超過了李嘉誠他也不會有成功的感受，因為還有比爾·蓋茨。如果僅將財富的多寡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那么企業家將永遠都不會覺得自己成功，無窮無盡的壓力其實源自內心對成功的扭曲認識。

　　有人提出，中國企業家要消解積淤心中的壓力，應該尋求更多的宗教上的支持，以清晰對財富的認知。馬克斯·韋伯在其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新教改革使人們相信，任何人都具有擺脫教會的束縛直接面對上帝并獲得救贖的機會，走出修道院在世俗世界中同樣可以為上帝服務。于是，禁欲的生活方式、忠于自己的職業、不懈地創造財富并做善事就成為一種天職。盡到天職以增加上帝的榮耀并成為上帝的選民，就成為普通人一生的宗教追求。也正因為有了這種宗教信仰的支撐，西方企業家從而可以獲得心理上的解脫，從容地面對世俗社會中的各種壓力。

　　這種尋求宗教的精神支撐，消解心理上的壓力，對于西方的企業家或許可以，但對中國企業家來說未必適合。因為對于中國的企業家來說，顯然既不會理解也不會認同韋伯所說的基于“天職論”的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

　　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盡管在近幾十年中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但其內涵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中國人的群體意識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責任感始終影響著社會精英們對現世的態度，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原則無論如何也很難從國人的心中徹底抹去。更為緊要的是，中國社會的現狀需要積極地尋求社會發展出路的精英意識，而不是只顧尋求自我心靈“桃花源”的出世心態。

　　企業家的社會理想

　　社會理想絕不僅僅是政治家考慮的事情，企業家抱有社會理想不論對于人格的完善還是對于社會和諧都是必需的

　　在中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經歷不過十幾年的光景，可是其發展卻如脫韁野馬般漸漸失去了控制，進入“市場”的徹底程度和對財富創造“效率”的強調令世界為之瞠目。包括企業家在內的整個精英群體在極力鼓吹市場競爭效率和財富創造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對個人逐利動機應有的社會理想約束。盡管也有很多人在強調要建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市場經濟，可是當被問及如何兼顧公平的時候卻語焉不詳。

　　社會理想的精神缺失，使得整個社會充滿了極端的物質功利主義傾向，企業家更是成為信奉這一價值觀的典型群體。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物質財富享受的同時，企業家的內心所表現出的空虛卻越來越明顯。富裕起來的企業家們在不斷追求炫耀性消費的同時，對社會的漠視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富人與窮人之間隔膜的不斷加深，社會底層所表現出的所謂“仇富”心態，應該引起企業家對自身的反思，而不應該只是一味地責怪社會輿論。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理想應當是政治家而不應當是企業家考慮的事情，企業家的價值目標就應該是創造財富。這種認識涉及到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即企業家與企業是不是同一的?其實，企業家的社會理想與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目標追求是有很大區別的。企業要生存，利潤的最大化必須是其一貫不懈追求的目標。目標多元化的企業必然會有無所適從的感覺，最后什么也做不好。企業承擔所謂的社會責任，那也僅僅是一種手段，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博取社會公眾的青睞和認可，以換取更好的市場利益。企業是非人格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其更應被視為一種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工具。而企業家與企業有著本質的不同。企業家作為人的存在，不應該僅是“唯物”的，社會理想的追求是完整人格的體現，而不是外界強加的所謂社會義務。

　　在我們的傳統認識中，羅伯特·歐文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但筆者更愿意將其視為一個抱有社會理想的企業家。歐文在美國工業社會時期所做的社會試驗，或許能給當代中國的企業家以更多的思考。

　　歐文1771年生于北威爾士蒙哥馬利郡一個手工業者家庭，早年在呢絨商店當學徒，后在紡織工廠當雇員，直至成為股東和工廠主。歐文以明智的工廠管理才能聞名于英國工商界。1800年，當他擔任蘇格蘭新拉納克紡織廠經理的時候，為了改善工人的處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縮短工作日，提高工資，改善工人居住條件，興辦公共食堂，成立互助儲金會，發給工人醫療和養老補助金、撫恤金等。他還舉辦工人夜校和職工子弟學校，創辦了歷史上第一所幼兒園。這些做法收到了很好的管理效果，也促使歐文從1813年起開始寫作，宣傳自己的社會理想。

　　1824年，歐文偕同長子臺爾和幾名弟子抵達紐約。歐文希望聯邦政府對他的試驗進行資助，曾兩次在國會發表演說，并拜會總統和高級官員，但都遭到了冷遇，最后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財力開辦試驗公社。1825年，歐文用15萬美元在印第安納州沃巴什河岸購買了3萬英畝土地和一個居民點，取名“新和諧村”。在居民點里有生活用房，有學校、公共管理機構和教堂等建筑物。“新和諧村”最興盛的時候有1000多人。開始，歐文很滿意自己的試驗，希望新和諧村能夠成為理想社會的起點，讓它“從公社傳到公社，從國家傳到國家，從洲傳到洲，最后遍及全球”。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試驗的缺陷日益暴露并趨于失敗。1827年6月下旬，歐文不得不向新和諧村居民告別，結束了自己的試驗。

　　歐文的試驗在美國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當時在田納西、印第安納、俄亥俄、紐約、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等地也先后出現過不同規模的歐文式的試驗。歐文的社會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階級、人人平等、共同勞動、按需分配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還將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

　　在此，我們姑且不對歐文的試驗做過多的價值判斷，但就一個企業家來說，抱有自己對理想社會的信念的確值得當今的中國企業家反思。國家在極力倡導社會和諧，而和諧的本質問題是企業家和社會的互動關系。今后的中國，企業家主導社會財富創造的趨勢是無法逆轉的，但我們也必須認清，如果企業家繼續表現出對社會現狀的極端漠視，那么創造出再多的財富帶給企業家的都不會是福音，而是潛在的壓力，這種壓力不僅來自企業家內心，也來自于現實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