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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重是國內最有名的摩托車生產廠商之一的管理者。正當事業(yè)蒸蒸日上的時候，有一天，他在辦公室忽然感到一陣心驚肉跳，跟著雙手不停地發(fā)抖，渾身大汗淋漓，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襲遍了他的全身。然而，醫(yī)院檢查卻未發(fā)現(xiàn)異常，注射鎮(zhèn)定劑后很快癥狀消失。從此以后，鄭重每天晚上都會在那天發(fā)作的時間醒來，出現(xiàn)心慌、出汗、莫名其妙的恐懼，然后長時間的失眠，于是經常對下屬發(fā)脾氣，弄得公司人心惶惶。后來朋友介紹他去看心理醫(yī)生，才發(fā)現(xiàn)是得了焦慮癥。
一項關于中國企業(yè)家階層“工作、健康及快樂調查”，素描了中國企業(yè)家的典型生存狀態(tài)：一天工作11個小時，睡6.5個小時，一周只休息1天。在一周約66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里，21個小時被花費在會議桌和談判桌上，17個小時給了交際應酬，而另一個17小時則花費在商務旅行上。工作確實帶給他們極大的壓力，然而，當心情不好找人傾訴時，家人并不是首選，他們寧可將心事和壓力悶在心底、默默承受。
殊不知，企業(yè)家并非超人，過勞、重壓之下同樣會倒下，他們已經日益凸現(xiàn)出“雙高”人群特征：既是承受高壓的人群，又是與心理因素有關的多種疾病的高危人群。
成功的鐐銬
是什么樣的原因使得這樣一個“志得意滿”的精英群體，漸成為各種身心疾患的重災區(qū)？
“我非常清楚，社會生活的內容不能通過純生理學的因素……我們必須考察的是社會的性質，而不是個人的性質。”——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如是說。
人們總是把“精明強悍”、“春風得意”等辭藻毫無保留地送給企業(yè)家們。然而，是什么樣的原因使得這樣一個“志得意滿”的精英群體，成為各種身心疾患的重災區(qū)？
每一種行為必有它的文化根據(jù)，正是文化確定了人們的生活態(tài)度。中國傳統(tǒng)文化賦予了男性“強者”的角色定位。不愿意說累，似乎是中國企業(yè)家的通病。他們總是以“強者”形象示人，所謂 “男兒有淚不輕彈，雖然已到傷心處”。這也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累”。李海倉的兒子李兆會曾忍淚談到父親的“累”——他在父親的辦公室發(fā)現(xiàn)一張字條，是父親寫了又丟棄的，上面寫著：我太累了，太累了。一張寫了然后丟棄的字條，代替了向他人的訴說卻代替不了自身的勞累。這位企業(yè)家內心里已經產生的困境，但他不愿承認。他從來沒有說過“我需要休息”。
“我是男人，我不能說自己不行”，使大多數(shù)男性企業(yè)家無論壓力多么大，無論怎么忙，無論有沒有覺睡，都只說：還行，挺好，沒事，甚至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38歲的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明知自己病情嚴重反而加快工作節(jié)奏，終因腸癌不治而病逝，臨終前這位“新浙商”擎旗人臉上的一行清淚，讓人唏噓不止。
中國傳統(tǒng)倫理文化對應的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至今日，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依然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以親情和友情為依托，以社會共同體的存在為現(xiàn)實載體。企業(yè)不過是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在經濟領域的反映。企業(yè)家之與一個企業(yè)，更像一個家長。這個家長既是所有者，又是經營者，他管理企業(yè)靠的是血親，或血親的延伸，而不是制度化的用人機制;運營企業(yè)靠的是一人掌控全局，而不是各司其職的治理結構。企業(yè)的戰(zhàn)略、重大決策等等所有問題，都是老總自己扛;企業(yè)的興衰榮辱全在這個一家之主的一人肩膀上，他不累誰累？
此外，由于中國倫理文化重家庭倫理的私德而輕國家倫理的公德，提倡的是對“熟人”、對“血親”的“忠”，向來缺少人們在履行社會義務或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活動中應當遵循的道德行為準則，在近年也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演化出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立足根基——誠信、合作意識等倫理文化。而原有內化于心的道德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逐漸失效，還帶來實用主義盛行。這使得企業(yè)家不得不面對來自于個人、團體的種種背信棄義，甚至有時候，企業(yè)家又是這種“背信棄義”的始作俑者。然而，內心法則的考量，又常使得道德成為有道德者的枷鎖。譬如趙恩龍——“當趙恩龍多方籌款并將相應款打入銀行后，銀行卻未能按照約定將錢重新貸給趙恩龍，又有空負他人的內疚，趙恩龍只有選擇以死了斷。”他的一位密友這樣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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