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層重壓：風光背后是手停口停的生活壓力

　　雅虎今年通過30萬份有效調查數據，描繪出了一幅普遍中國人眼中的中產者圖譜：月收入在萬元以上；開標致307或奧迪A4轎車；住明星樓盤；用IBM、三星等筆記本電腦辦公；用索愛、諾基亞的高級手機等等。他們是有產者，他們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

　　社會轉軌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狹的想法，但仇富心態在發展不均衡的中國仍有土壤。每一個富豪的倒下，都引來整個社會的“痛打落水狗”。當社會的仇富意識抬頭，客觀需要更多的中產者作為保持社會穩定心理的杠桿。有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超過30%，這個社會就會相對穩定；超過40%，就達到穩定期。中國現在的中產階層是一根脆弱的杠桿。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國綁架案立案3863起，綁架對象主要是比較富裕的企業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學生。但富豪們可以請

　　擁有產業和一定財富的中產在對被搶劫、被偷盜和成為罪犯目標的擔憂中，存在對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懼；另一方面，他們對自身的經濟地位同樣具有危機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產者需要在評估自身的安全指數中尋找對自我的認同。某天，在打開日本產的汽車車門，站在中高檔公寓門口時，某個中產階層的大腦中極可能掠過一個問題：“我比周圍的人都安全嗎？”

　　這種壓力時時困擾著大多數中產階層，他們企求社會能有一個比較穩妥的解決機制，現在看來還需要時間，需要整個社會民意的調適。因此，他們還要耐心等待。

　　沒有房東只當租戶的“有產階級”

　　中產階層像葛朗臺重視金幣般重視他們手中的房產和愛車，并認為這兩樣東西絕對關乎中產生活的所有權。對此，法律是否予以他們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機動車負全責”對車主可能造成的負擔，到最近房屋所有權的“70大限”的熱議、《物權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風吹草動，觸動著這些中產者敏感的神經。

　　中國現行法律規定居住用地使用權的最高期限是70年。

　　成都大學工商管理系教師王怡說，在目前的地權制度下，不過是“每個人都暫住在中國，擁有一個共同的房東”，而這個房東就是國家。

　　2005年7月10日，《物權法》，這個我國第12部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對中產者最關心的“70大限”問題給出了一個相關答案。根據草案的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期滿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續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規定，國家對于個人使用的土地有無償收回的權力。如果不申請續期，當土地被國家收回的時候，國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過后對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補償則未作規定，物權法草案對此亦保持沉默。

　　有了好車，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負上比行人更大的責任；有了好房子，卻要擔心法律上房產權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斷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現實下，多賺點“金幣”才能消弭葛朗臺們心中隱隱約約的不安感。

　　利益集團霸王條款的受害者

　　1960年，科斯寫了《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他從整個國民經濟出發，把社會成本定義為“一切涉及社會個別成員和集團的負擔、損失、痛苦、犧牲或辛苦的現象”。額外社會成本體現在中產階層的家庭里，最明顯的是教育。教育學家楊東平認為，政府應該增加教育投入，不應將教育成本過多轉移給家庭，因為這無疑增加了每個家庭額外的社會成本。

　　孩子的教育不是中產階層唯一的額外社會成本。中產階層不少人都經歷過部分權力部門行政壟斷、權力尋租或非法行為的侵害。有的時候，他們不得不通過“走后門”來獲得某些機會與方便，通過非正當的途徑來獲得發展的機會。由于社會體制上的漏洞或行政上的監督不力，造成了他們在辦一件事情的時候，必須在程序之外，付出更多額外的社會成本。盡管他們可能由此獲得財富，但部分額外社會成本也對他們得到的財富進行了消解。除此之外，在中產階層的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汽車路橋費、房產交易中的霸王條款、旅游過程中的合同陷阱，由于一些部門和單位的違規操作，額外的社會成本很容易落在他們頭上。要知道，這些落在中國中產階層肩膀上的額外負擔，或許數額不多，但分量可是一點都不輕。

　　據《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