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動態分析》研究部

　　距離博時原基金經理馬樂“老鼠倉”一案開庭審理僅僅一周，基金圈再爆“老鼠倉”丑聞，而此次的主角則是去年公募冠軍中郵基金經理厲建超。據媒體報道，厲建超因涉嫌違規已在春節前后被監管部門帶走，這使得其不僅成為史上首位涉嫌“老鼠倉”的冠軍基金經理，也是目前北京地區首位被爆出的“碩鼠”。不過據知情人透露，這僅僅是冰山一角，截止目前有20位基金經理均遭調查，圈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或現基金經理辭職大逃亡的局面。

　　事實上，我們看到在現有的“游戲規則”下，基金持有人與管理人并非始終保持一致的利益關系，這使得基金圈不可避免的成為了“老鼠倉”的重災區，進入2013年以來，伴隨著“大數據排查”成為監管層的“捕鼠”利器之后，涉案者級別越來越高，涉案范圍也越來越廣，影響力越來越大。本刊從眾多案例中抽絲剝繭，再現“碩鼠”成長史以及“捕鼠神器”的進化史。

　　“碩鼠”也有虧損

　　自2007年上投摩根原基金經理唐建涉案“老鼠倉”以來，中國基金業已爆出15起之多的“老鼠倉”，而從運作手法來看，大多是老鼠倉賬戶在公募基金建倉前買入，基金賬戶后入場慢慢將股價推高，股價經過一段時間上漲后產生利潤，這時，老鼠倉賬戶再先于公募基金賬戶賣出，路數基本如此，其中不乏明星基金經理。

　　作為中國公募基金界的風云人物，李旭利“老鼠倉”一案曾引發業內嘩然，李旭利曾在2006年擔任交銀施羅德投資總監，是曾與王亞偉齊名的明星基金經理。據證監會通報，李旭利于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0日，利用職務之便，通過其控制的兩個證券賬戶，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藍籌基金買入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兩只股票，于2009年6月份悉數賣出。兩個月時間，上述兩只股票的累計買入金額約5226.4萬元，獲利總額約為1071.6萬元，在馬樂案前其一度成為國內基金業最大“碩鼠”。

　　事實上，盤點眾多涉嫌 “老鼠倉”交易的基金經理，大都是盈利的。除了李旭利、馬樂利用職務之便獲取高達千萬元的非法所得，在早期被處罰的“老鼠倉”基金經理，王黎敏、唐建、張野都有上百萬元的“老鼠倉”盈利，即使韓剛、涂強、劉海沒有出現具體盈利數據，但也有“沒收違法所得”的處罰。不過令人哭笑不得的卻也出現過因“老鼠倉”虧錢遭處罰的“碩鼠”。

　　2007年3月至2009年4月期間，黃林擔任國海富蘭克林中國收益基金的基金經理，他利用職務便利及所掌握的基金投資決策重要信息，操作其控制的漢唐證券某營業部荊某賬戶，先于或同步于自己管理的中國收益基金買入并先于或同步于該基金賣出相同個股，共涉及寧波華翔等股票8只，然而貽笑大方的是未見盈利反而虧損5.4萬元，最后仍難逃落網的命運，偷雞不成蝕把米，黃林也成為史上最悲劇的“老鼠倉”。

　　按照目前中國公募基金的“游戲規則”，基金管理費的收取與基金業績完全脫鉤，基金公司關心的只有份額和規模，而非業績，只要基金的份額不失，基金公司就能持續地收取管理費用。也恰恰是在這種“毫無壓力”的制度中，基金經理不必擔心基金資產利益受損，倒是可以利用所管理的基金倉位來為個人倉位服務，“老鼠倉”的泛濫成災也就有了溫床。

　　“老鼠倉”新特征：現債市及專戶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之前，“老鼠倉”通常被定義為基金的股票賬戶，但是進入2013年以來，債券市場以及基金專戶的“老鼠倉”行為則進入了公眾的視野。

　　作為國內首例債券基金 “老鼠倉”事件，2013年萬家基金經理鄒昱遭公安部門調查引發了基金業的大地震。事件要回放到2013年4月15日，萬家利B遭受大額賣單砸盤。當晚，基金圈內就傳出萬家固定收益部總監鄒昱被帶走調查的新聞。原因是其交易對手“代持養券”爆倉，進而向央行匯報此事，引發央行匯同公安部調查。這一事件爆發出來后，固定收益投資違規黑幕也隨之曝光。

　　不同于股市的“老鼠倉”獲利途徑，在債市中通過“代持”、“養券”的手段，一些貨幣基金購買超過一年期限的債券后，利用購買債券、委托代持、獲取資金、再購買債券、再委托代持的循環，可以任意放大資產規模，提高投資杠桿。在缺少監管的市場里，這種“代持”很快演變為利益輸送的通道。

　　與此同時，基金專戶也成了一些碩鼠的獲利途徑，2013年原招商基金副總、專戶負責人楊奕因涉嫌“老鼠倉”被調查，根據證監會披露，楊奕涉嫌親自下單或者伙同他人，買賣相關股票，涉案金額達3億元，涉及股票40余只，利用其管理的專戶違法所得1千多萬，目前案件仍在偵辦過程中。與公募相比，專戶無倉位限制，無個股持股比例限制，靈活性更大，受法規或合同本身的限定較少，投資范圍更加寬泛，這也使得其帶來的負面的影響大于普通的公募基金。

　　捕鼠神器：從“女朋友”到大數據

　　業內人士均認為由于違法成本過低、部分從業人員道德意識薄弱等，是“老鼠倉”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不過可喜的是伴隨著基金業的發展以及監管層的重視，“碩鼠”引發各方合力圍剿，而“大數據”則在2013年逐漸顯現了威力。

　　從近些年被查處的案件中我們發現，在2010年之前，交易所監察工作主要關注點在于上市公司內幕交易行為和操縱市場行為，對于金融機構“老鼠倉”行為幾無涉及。在此階段被曝光的基金“老鼠倉”要么是證監會在現場檢查中發現端倪，要么是受到舉報，而在舉報人中女朋友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楊奕一案則是典型代表。據招商基金相關人士介紹，2012年4月，招商基金高層收到一封匿名舉報信，主要內容是其副總經理楊奕涉嫌“老鼠倉”交易。而舉報楊奕的正是一位與其有著感情糾葛，反目成仇的女銷售。除了招商基金高層外，這位女銷售還向證監會和深圳證監局等進行了舉報。除此，國內首例“老鼠倉”唐建也是因個人生活問題引發家庭糾紛，最終導致被身邊人舉報。

　　2009年景順長城基金涂強、長城基金劉海和韓剛等“老鼠倉”案發，則源自深圳證監局進行的一次突擊檢查。與眾不同的是，融通基金原基金經理張野是在某媒體的一次報道中現出了原形。該媒體在梳理上市公司股東賬戶時發現，某名為“周薔”的神秘賬戶數次領先融通基金買入賣出。監管層據此線索順藤摸瓜，僅調查了15天便發現了張野的違法行為。

　　進入2013年后的“老鼠倉”查處則顯現了新特征，伴隨馬樂案件的曝光，“大數據”監管則進入了公眾視野。證監會通報馬樂利用非公開信息交易一案，涉及3個賬戶，交易股票76只，累計成交10.5億余元，而線索則來源于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日常監控，其通過海量數據篩查比對及時發現了有異常賬戶重倉的小盤股和馬樂操作的賬戶高度重合。

　　業內人士介紹，現在查內幕交易所用的大數據監管，不僅匹配的敏感度高，而且追溯能力也很強。“深交所有200多個異動指標，將投入力量把原形系統項目和股價異動聯系起來，構建市場監控綜合數據模型，全面提升對內幕交易、市場操縱、證券欺詐文本信息的挖掘和監管。”深交所總經理宋麗萍曾表示。

　　或現基金經理“大逃亡”

　　無疑，自“大數據排查”成為監管層的“捕鼠”利器之后，基金行業的碩鼠們已無所遁形，而據知情人爆料，中郵基金經理厲建超僅僅是冰山一角，目前已有超過20名基金經理被調查，而其中因“個人原因”或“健康原因”而離任的基金經理尤為值得關注。

　　據本刊不完全統計，2014年初以來共計出現50余例基金經理離任的公告，其中相當數量是因“個人原因”或“健康原因”離任，由此也成為了“老鼠倉“傳聞的對象，對此業內人士表示，在充滿誘惑的行業內多少會有些利益牽扯，伴隨監管風暴的升級，基金圈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或引發基金經理“大逃亡”的局面。

　　事實上，基金經理“大逃亡”的結果并不是我們樂于見到的，但是如果意味著基金從業人員道德意識的提升、契約精神的加強，那么對于整個行業來說未嘗不是一種進步。